王東英（1990；1996）與Peebles（1990；1992）質疑中國大陸若干物價指數、產出
指標不能反映真實情形，以致在分析中國大陸通貨膨脹決定因素時會產生偏誤。本文以四
種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城鎮居民生活費用價格總指數、國有商業零售物價分類指數
、集市貿易價格指數）、兩種貨幣供給定義（陳建勳（1988）、Yi（1994））、兩種產出
指標（實質國民收入使用額、實質國內支出總額）分析發現，在不同定義下、相同性質的
統計指標相關程度很高。而在以實證方式檢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成因時，更進一步確認在
上述任何不同應變數、自變數的組合下所得出的結果都差不多，並未發現顯著差異的情形
。此外，本文還獲致下列結論。首先，以相關統計資料測試中國大陸通貨膨脹問題時，可
以通過貨幣數量學說的檢驗。其次，在1952到1993年間「成本推動」型中「工資推動」因
素亦是形成通貨膨脹原因。第三，在1978到1995年間，「進口貿易依存度」並非造成通貨
膨脹的因素，顯示中國大陸經濟體的自主性很高。最後，以虛擬變數方式檢驗發現，中國
大陸在1979年經濟改革過後的確存在結構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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