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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吳佳叡
論文名稱:少年觀護制度之研究─以美、日處遇理念之變化為借鏡─
指導教授:李茂生李茂生引用關係
學位類別:碩士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法律學研究所
學門:法律學門
學類:一般法律學類
論文種類:學術論文
論文出版年:1997
畢業學年度:85
語文別:中文
論文頁數:194
中文關鍵詞:少年觀護制度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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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觀護乃從一源於人道主義思想,不分適用對象年齡,凡改善可能者即以交付監督為條件,由志願人士請求法院暫緩刑之宣告、執行的慈善活動,演進到以體系內的少年為中心,藉由公職觀護人運用處遇技術,以達到非行解消與更生改善目的而設計之制度。二十世紀初在少年法院運動的強勢影響下,以君父思想為基礎的少年法理念──保護主義並初次展現對於觀護理念的轉換與補充。換言之,對於二擁有各自發展歷史而非必然結合的系統而言,「理念」本身無異地提供了結合的最佳契機,以「人」與「技術」為核心的觀護工作(probation)因此進入少年司法體系內,透過「制度」形態繼續發展,並成為處遇非行少年時的重要「手段工具」。
  「人」與「技術」兩大面向的運作實際決定著「理念」與「制度」間的契合程度。在理念所揭櫫的「個別化處遇」及「少年健會成長」大原則下,初進入少年司法體系中的觀護工作在少年法理的二條不同路線交錯下,其代表的神速祉機能雖兼含有以協助個人為主的「個案工作機能」與防衛社會的「權力下社會個案工作機能」,但關注焦點無疑地集中於前者,使得在司法體系中的「制度」所勢必存有的制約被掩蓋在「福祉」名義之下。此因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美國,受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精神醫學的推動,並配合著後期醫療模式的興起,處遇重心從對環境與人的雙管齊下一面倒向後者,個別化處遇以有「非行病癥」而改善可能的非行少年為對象,在導入社會個案工作技術的同時強調專家診斷處遇的必要笥。少年觀護制度至此,在處遇模式(調查與保護管束)下、以、「人」與「技術」的交互作用作為實踐理念手段的態勢已然形成,專家化與科學化的過程成為制度繼續發展所不可或缺,並於六○年代後達到發展的頂點。此時的少年法院在「少年健全成長」此一福祉機能面上的重視,提供了少年觀護制度在體制架構內的發揮空間。
  若觀察日本的保護觀察制度在「理念」與「制度」間的互動情形,將發現新舊少年法的制定是兩大分界點、在新(現行)少年法修訂而移植少年保護法理,並以此為契機與保護觀察度進一步結合之前,少年保護觀察制度雖初見於舊少年法,但僅為制度形式的接受,並未改變原先的感化思想。來自美國之此一度真正影響的開始,需迨二次大戰後因少年法理念的貫注,使在舊少年法時代業已導入的少年保護觀察架構得以重生,在「人」一專家養成與「技術」一社會個案工作技術導入的雙管齊下態勢中,繼續追隨美國腳步,在社會個案工作、精神醫學與醫療模式與少年保護觀察制度充分結合下,將關注點置於「少年」,以非行少年的健全成長為最終追求目標。
  六○年代後期開始,當社會瀰漫著對改善可能性的懷疑,而趨向於以「效率」、「成果」看待少年法院所提供予非行少年的更生機會時,少年法院於福祉機能外的另一種機能一司法機能興起,與原先強調的福祉機能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少年人權保障的方式回歸到「形式正當程序」的要求。福祉機能的後退顯現在理念的偏差解讀與制度操作的變化上:美國雖以生活模式強調觀護人與社會資源的連結,以提供少年更多的援助,但配合少年司法的刑事司法化與少年法院管權的縮小,以及科技在觀護領域的大幅運用,處遇技術成為監控少年的制式工具與手段,觀護人亦淪為不折不扣的監控者。要以「科技」取代「人為」的「保護」理念人,對少年健全成長的期待已然變質。日本表面上雖未如美國般,以直接更動法律、司法體系及觀護處遇科技化等方式使原所追求的處遇理念「空洞化」,但透過在個別處遇之外增加集團處遇,並細分保護管束護束的適用情形與對象,在不更動組織架構的方式下,仍從實質的技術與體系操作方面逐步改變保護管束的內涵。此於調查官制度在最高法院政策下建立起金字型的管理體系,在類似「上意下達」的行政體系與要求迅速處理案件、致力犯罪事實調查(亦即忽略社會調查)中,使調查官並逐漸喪失調查的獨立性的變化中,最為明顯。
  當「人」與「技術」不再是為少年而生,而是為效率或國家政策而存時,「少年」將再度消失於體系中,引領觀護制度的理念將反過來被「人」與「技術」的組織體所侵蝕。與處遇理念漸行漸遠的少年觀護制度,充其量只能視之為單純被安置在少年司法體系內並被切割成支離狀態的「工具」,其目的乃為對司法體系內少年進行監視並億噸機淘汰,稱不上是為少年健全成長而發揮處遇功能的完整制度。一九六○年代後的美、日制度清楚地傳遞出這樣的一個變動訊息。
  我國的少年觀護制度同於日本舊少年法時期,係先引進組織架構而未配合理念,同時在整體社會大環境對於少年法制尚欠缺完整認識的情況下,對於非行少年的處遇僅能停留在技術面的使用,且急欲跟隨美國的腳步進行對度的改革,視權力下個案工作的「權力」使用為理所當然。相較於美、日保護理念的時代轉折,我國尚停留在毫無理念的階段,從而制度的動向是以便利實務運作為取向。實則,制度悖離理念在「理念扭曲」外的另一呈現即是「理念欠缺」,此正是我國少年觀護制度的寫照與問題癥結所在,且兩者所造成的影響卻是相同的。然而,我國觀護界卻尚未意識到理念與制度間的微妙牽動關係,以及互動過程中對自身所處地位的可能影響。
  綜合言之,少年觀護制度除背後的理念之外,其為處遇需要而架構的組織系統與在具體運作時的採的手段、方法亦不容忽視。「理念」架構「制度」,並由「人」在「制度」內操作「理念」,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同時亦相互影響。制度沒有絕對必然必,理念亦同,歷史的觀照即驗證了理念的制度運作下的空洞化過程。惟在理念非恆久不變的前提下,如果制度有「反向」操控理念方向的能力,則其亦應有正向建構「理念」的可能性,然而此須回歸到言說「理念」的深層,以重新「發現」司法體系中的少年。
  卻培養出一個具有價值與尊嚴「個人」,實則需要各種有形及無形的努力與付出。而此一「培育」而非「塑造」的觀點,即為「健全成長」的概念。正因為人的成長是多彩的,對每個個體而言的健全成長的姿態是沒有一定的常軌可尋,也歸納不出一個具體而明確的標準,從而如何培育出兼具人性價值與尊嚴的個體是極度困難之事。惟縱使再困難,卻又無法抹煞其本身的重要性,此即為我們對待非行少年成長時必須具備的基本態度。即使少年重複非行行為,仍不失為在成長過程中的「嘗試錯誤」,從而少年觀護制度的存在真義乃肯認而非煞少年的各種參與方式,以希冀非行少年能在協助之下,從不斷嘗試錯誤中學習模索出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俾適應嚴酷現實社會的挑戰。不論非行為何、接受何種處遇,少年終究要回到社會中生活,除非有意將其完全淘汰、排除成為社會邊緣份子,否則,藉由觀護人結合雙親、周遭祔會資源以提供「非過度保護」的「保護」實有其必要。人類科學的勃興雖帶來了操作技術的全面發展,但若因此走上技術優位之途,則不啻是忽略價值意義的本末倒置作法。惟有包容嘗試錯誤所需花費的時間,而非僅拘泥在效與成果的數字遊戲中,我們才有發現人中最重要部分的「心」。
  正因為處在權力體系之中,「人(主體)」的問題更形重要。當少年觀護制度能夠「正確」定位時,不論是調查抑或保護管束的過程,或許「非行」將成為我們「發現」少年在人生進程某一階段中所扮演真實面貌的契機,而不再只是以非行行為決定少年體應如何加以處置,甚或如何淘汰。因此少年觀護制度存在的另一層意義,也許可以說是在司法系中提供我們所謂的「正常人」一個合理看待少年以非行表達自己主張,以及少年反思自我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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