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的書法史上，能與明代中期的「吳中派」相抗衡，並引導晚明至清代在書法創作和臨古觀念的董其昌﹙嘉靖三十四年∼崇禎九年，1555∼1636年﹚，他的影響可說是我們在研究明代睌期至清代初期的書法史時，不可忽略的。
由香港劉均量先生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所藏，董其昌的作品《大唐中興頌》卷，由於此件作品並無紀年，本文的目的除了對此件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做一個交代，以及對此件作品的書法風格、題款形式、歷來收藏作一分析之外，也試著藉以上的分析，為這件作品定位與分期。
在董其昌任湖廣提學副使的一年六個月的任內，的確有所謂的永州守（或祁陽縣令），在董其昌視察學政至衡陽落腳時，送來了從浯溪碑林拓來的顏真卿《大唐中興頌》拓片，而董其昌因為衡陽距離祁陽縣浯溪這個地方尚有一段距離，不能親自前往讀顏魯公的碑文而感到遺憾，在此之餘，他拿出書篋中趙孟頫畫的《山谷浯溪讀碑圖》卷，在後頭題了一首詩（七言古詩）〈題浯溪讀碑圖詩〉，又希望永州守（或祁陽令）將此事鐫刻上石。雖然在有限的地方志及文獻資料上，並無記錄董其昌在浯溪碑林留有碑刻，但是很幸運地，我們發現一塊碑刻是和此件事有密切關係的，這塊碑刻則是《董太使自衡陽寫浯溪讀碑圖詩見寄賦答》，作者是楊芳，我們也花了相當的篇幅來處理楊芳的官任及行蹤的問題，大體來說，在時間、空間上都還能吻合此件事情的發展。
接下來是《大唐中興頌并題浯溪讀碑圖詩》卷本身的問題。既然董跋中所記載的「乙巳校士衡陽」及「題浯溪讀碑圖詩」之事得到以上的證實，但是此件作品由於並無留下年款，在處理作品的斷代上也產生的困難，雖說能從事件發生後開始算，那也只能確定此件作品是萬曆三十四年（乙巳，1605）董其昌五十一歲以後的作品。但董其昌從五十一歲起，到他晚年，至少能分兩個時期，於是在第四章的比較分析之後，我們已經能確定，此件作品應是產生在董其昌五十一歲以後至五十六歲左右之間的作品，而且從董跋的文意中，不難發現，應該也是他辭去湖廣提學副使之後回憶時的作品。易言之，此件作品應是作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1606）秋天他辭官回鄉以後。
而在我們確定此件作品的斷代的同時，另一方面「董其昌中期的款識風格」的問題，亦得到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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