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昫在《舊唐書.白居易傳》中作評論說:「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劉昫對白居易文章所作之評語的著眼處,較重於奏議等公移文方面,由此可知,白居易早在元和年間已成為文壇上的主盟之一。尤其是白居易的奏議公移等的散文,亦受到極高之評。不過其散文的光彩,常為其詩名享譽之極盛所掩蓋,不太受到矚目。不僅如此,白居易散文的評價,亦有貶低的評論。如宋祁在《新唐書.白居易傳贊》中批評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也。」,他認為,白居易的文學成就在於詩歌,而散文之成就卻未能逮之,此一種評論流傳已久,逐漸形成了一種人人皆知的常識。此偏見常識對後世的影響甚大,一直到現今,使人對白居易散文之評價有所誤解,結果,白居易的散文一直在散文史上,沒有得到適當的評價和地位。白居易所處的時代環境,正在安史亂之後,唐朝正面臨著嚴重的考驗,無論在社會、經濟、政治,或者文學思潮等各方面,都因戰亂出現了後遺症候,使整個社會陷入於動盪不安之中,而頹廢與改革的兩大勢力混雜並起,未來國勢的走向,亦將如何也很難預卜。白居易在如此很大變動的社會中奮鬥一生,他的散文作品,處處透顯出此時局中,一人命運不可測之變化和心境的變遷。因此他的散文作品,直顯出他所懷抱的理想、心境的微細變化,以及他克服、超越其生命困境的過程及態度。白居易散文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精華,正是他對生命價值的體會,亦即是知足守中、委順、圓融的人生智慧。無論他的文學主張或者政治理念,都呈現出他七十五年來的生命所追求生命價值的實踐,所以這些對白居易一生之認識,極有重要的價值意義。白居易所主張的文學理論,主要是針對於詩歌而發,白居易本身亦對散文的意義似乎沒有直接的深入探討,因此,現今對他的散文理念之了解和研究,都需要觀察白居易散文作品的創作表現,建立白居易所懷的散文的意義和理念。白居易文學理論的主張,就是要將《詩經》六義的精神回復重顯於當今文學。此一主張,正與中唐古文運動等整個文壇的復古思潮相為呼應。就是說,在須要加強文學在社會上的功用的大前提之上,不僅希望回復《詩經》的六義精神,還要回復採制度詩的傳統。他一直如此相信文學在政治上的功用和貢獻。白居易的散文作品,亦與他的詩歌一般,追求「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之旨,排斥過分著重於形式方面的技巧,這就是白居易散文作品的平實、自然之創作風格。現在透過他的散文作品的研究,可以知道白居易散文「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新樂府序〉)、「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等文學主張的精神,政治生涯中的主張和實踐,互為相照。白居易年輕時,亦如歷代文人一樣,內有懷才不遇之感,以及內心的不平、怨恨,但是,在這種無奈的逆境之中,他所創作的散文作品,漸漸成熟圓滿,表現為「委順」、「知足而守中」、「俾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吾亦無餘,不見其多」(〈無可奈何〉)的晚年圓融智慧。白居易如此成熟圓滿的人格,尤其在散文作品中值得探究,此亦是本論文的主要研究主題之一。今既然透過此主題的研究,了解白居易「兼濟天下、獨善其身」的志與道,便在須要研究白居易一生當中如何實踐的實跡。除此之外,他的散文作品,亦有待深入研究白居易個人活生生的生活情趣,亦即是寫作、草堂、郊遊、素琴、賞怪石等愛好,以及他與朋友之間的雅集與友情。白居易由真摯的情感、淡雅圓融的智慧,醒然體會每一時刻真實生命。白居易如此以切身貼心、古樸易懂的語言,表達他平生所好的生活情趣,所以,他所創作的散文作品既淡雅且清新,此可說是任何其他散文家所不及。白居易亦仰慕陶淵明的田園生活,所以,其散文作品品味多涵有「雅澹自然之致」的風格。白居易一生正處於韓愈古文運動興起澎湃的時代,白居易在此古文運動的思潮當中,因為他似乎沒有表現積極贊同或者參加古文運動,故在後來的散文史中被淡忘了。他的散文作品因此從來未受人重視,結果,他散文作品的文學價值,在後人的散文史中也未能得到適恰的評價和定位。他的散文作品在形式、內容兩方面來看,都是他文學理論的創作實踐,又能夠擺脫了魏晉時期著重形式技巧的習氣。不過,白居易對散文的自覺,既然尚未像韓、柳那麼清晰、明確,也沒有積極的討論或者表明自己對散文的主張,自然未有像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一般對文樹立起一完整的體系。雖然如此,不過,白居易不僅在散文史上的復古運動中,繼承了柳冕的文學致用精神,而且其散文創作,呈現出著重生活情趣的另一風格,此兩者在散文史上應受注意和定位。如此為白居易散文定出其在散文史上適恰的位置。 目前學術界研究有關白居易的學術論文、專書、期刊論文等篇數很多,不可勝數。但其對白居易的著作研究都偏重於傳記、詩歌作品、文學主張、思想等方面,很少有一本專門研究白居易散文的專書或學術論文,若不講白居易詩文集,有關白居易散文的資料還是很少。綜合如上所述,本論文研究主題有二;其一,有關白居易散文的研究,須要對散文作品作一連串的分析,據此觀察白居易在他一生之際遇中所面對現實的態度,以及他自己體會出來的人生智慧,進一步了解白居易散文作品中所表現的白居易圓熟人格。其二,再透過白居易散文作品在散文史上的角色,以及其與古文運動之間的關係的分析,了解白居易散文風格創作背景。如此為白居易散文定出其在散文史上之適恰的地位。中唐詩壇中,白居易被認定為諷諭詩人的主將,居佔重要地位。他所作的《策林》、奏議、祭文等散文,和一些雜文,雖然都備受大家的肯定,不過很少人注意白居易散文的文學價值,連其文學品味比較濃厚的散文作品亦被忽略了。本論文已經如此選出其文學品味濃厚的散文作品,再透過白居易思想在他一生際遇中的波折和體會研究,來探討了其散文品味成熟圓融的文學之美。目前專門研究白居易散文的學術專書稀少,由此可見,白居易的散文卻在散文史上如此沒有得到該有的地位,這就是本論文主要探討的著力處之所在。以下所述,都是本論文在探討白居易散文之後的綜合歸納。白居易二十九歲,貞元十六年(800年),在高郢主試下登進士第之後,敢言指陳社會的種種弊端,因此,其頹廢、腐敗的官僚,不論他地位之高低,都逃不過白居易的批評。所以白居易在當時的那種封建社會裡,他的這種作法得罪了不少人。白居易四十四歲的那一年,元和十年(815年),為宰相武元衡被刺殺之事上疏,此時平日對白居易有不滿意的人,借此一機會,指出白居易違犯以宮官的身分不應干涉內政的規矩,將白居易貶職為江州司馬。此一事件給白居易一生帶來很多變化,無論現實生活或者思想的轉變,此後都導致其與青年時期不同的變化和成熟。白居易居在江州的四、五年間所寫的〈與楊虞卿書〉、〈答戶部崔侍郎書〉、〈江州司馬廳記〉、〈與微之書〉,以及〈自誨〉等散文中,都顯現出白居易此一時期的心情不平和思想的轉變過程。青年時期的白居易,原來是愛國、愛民,不顧一切,直道弊端,無所不談。白居易此一時期,雖然積極入世,不過由於年輕,尚未看透人性之俗世面貌。因此在被貶為江州司馬之後,白居易重新認真省察此一大問題,並體會出面對俗世人生的智慧。亦即是「知足而守中」和「委順」,白居易的思想,如此再回歸於孔子之「仁」。因此,白居易的散文作品,都十分表現他成熟的思想和體悟。白居易的思想轉入過程,並不是由積極下轉為消極的變化,更不是平面或者單線的變遷。白居易這一大變化,就是從外入內的超越的轉入,他的散文作品,都是呈現出他成熟的思想,以及他的歸儒。今在散文史上看,白居易的散文,扮演唐初史學家柳冕,與韓、柳古文運動之間橋樑的角色。白居易的根本思想是儒家,他的文學理論和主張亦源自儒家,這都是應在文學史上受注意的。白居易雖然沒有針對散文展現出他個人的的文學主張,但是我們透過他的散文作品的研究,了解了他的創作實踐的風格和品味,亦即是既淡雅且清新,這都以回復原始儒家的復古思想為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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