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有別於西方知識份子與學者論政治正當性，中國傳統士人之政治思維中的國家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基本上不是處於緊張的關係。西方如盧梭等論政治正當性的代表性知識份子，將人民與政府看作對立之雙方，將權力、權利與義務視為一種根基於契約的交換。中國傳統的政治正當性顯非如此。簡單的說，在中國，天子為代表的國家乃家族的擴大，政治被視為保民的事業，合理與正當的政治便是能行此保民大道的政治。任何政治體並非有異於家族的構造，都是在整體人倫之道規範與理想下應有的一部分。傳統概念中的中國國家雖需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根本行為並非透過協商與權力的讓渡，反而是和諧地彼此滲透，成為其中一部分而互相完成。此乃中國與西方論政治正當性基本上切入角度根本性的不同。因此，不同於西方式對政治正當性之論述，政治正當性的思想在本文的界定中，乃存在於士人政治思維中，而表現在其對理想與正當的政治秩序之建構的諸觀念與文字上。
在這樣的界定下，本文採取思想史取徑，而非一般論政治正當性的外部政治文化史取徑，對近世士人的政治正當性思想作出討論。政治文化史取徑，著重在政治主體穩固權力的手段與相關措施之說明，是以西方政治為原型，以契約論為思考之出發點而產生的視角。這樣的視角並非不能用於解釋中國傳統政治正當性的維持。就實際歷史而言，於朝代轉換之際確實需要一些政治作為與手腕來使政治趨於安定。然而這樣的外部觀點只是說明了政治之合法性如何被統治者塑造、用以維持基本之政治秩序，卻對此正當政治之理想以及其內涵無所著墨。有別於此，本文所採乃思想史的取徑，在說明政治秩序如何穩固之餘，更試圖探究士人政治思維的內部，對正當的政治有著什麼樣的設想與期待。士人對政治正當性的設想，具有豐富、可分為諸多層次的內涵；其內涵以及其形成的過程，本文試圖從現實秩序之維繫、超越性「天命」的象徵與理想人倫秩序之完成等三個面向說明。以往論政治正當性者，所做的工作基本上是以闡明君王如何鞏固政權為切入點，以外部的政治文化脈絡為討論的要點。本論文試圖進行的工作，則是一個詮釋模型的建構。在考究此階段士人所留下有關政治正當性的相關探討的文字後，我們可以說近世以下士人在論正當的政治時，約略可以分成上面所述之三個明顯的面向。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在這個詮釋模型中，此三個面向彼此之間，存在著有機、互動的關係。現實秩序、超越的天命與理想人倫秩序，此三者在士人政治思維之中為其大者，而兼及士人的社會意識、生命意識等其他面向。在本文所欲建構之詮釋模型中，士人政治正當性思想的諸面向與諸層次，唯有落實到士人論政時所呈顯的政治思維中，才得以析明。
在唐中葉到北宋之士人構思正當之政治時，「回復三代之治」的理想並非只是空言；在一定的程度上，昔日古聖人的政事與言行都成為了他們的典範。在深入分析士人的政治思維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這時期的士人多把他們認知到的「三代之治」典範之內涵落實到現實中論政與論世的文字之中，從而展現了務實的政治正當性思想。這種務實的政治正當性思想，可以在幾個地方發現：首先是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對君國社稷的現實關懷；在啖、趙、陸新春秋學派發尊王之義，欲救「王綱廢絕」、「人倫大壞」的現實政治需求中，也可以找到蹤跡；柳宗元「大中之道」、「堯舜孔子之道」、救「生民之患」的訴求與關注要點，也是務實的政治正當性思想的表現之一。就傳統士人來說，論及政治之正當首先會想到的得「天命」的問題，同時在這時期也展現了務實化、自然化的趨勢。這點我們從士人對《易》經自然化宇宙觀的回歸，以及論正統時談「天命」越過漢唐董仲舒之典範，直承殷周之際「以德受命」的觀念傳統等例子中可以得到驗證。並且整體來說，在士人的政治觀念中，理想的中國傳統之正當政治，亦即正統之內涵，與他們所認知之「三代之治」的歷史事實相互滲透。我們可以說，在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士人們論歷史朝代之正統時，其心目中理想的政治之內涵，是與三代之治的典範相互滲透、彼此強化而成型的。周公以來，以宗法家族人倫為秩序核心而推廣出封建秩序之原型，成為士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社會秩序。這個總結三代而為後世法的文治，經由孔子等的宣揚與轉化，成為規範政治、社會與人際關係，無所不含的「人倫之道」。在唐中葉至北宋士人的政治思維中，我們可以看到此由理想「三代之治」以來的倫理價值觀念無所不在；且唯有能完成人倫之道之政治，才可稱為正當之政治。
中國士人的政治觀念裡，國家乃家族的擴大，為社會上應有的一個組織。天子與政府存在的目的便是保民、活民、生民，使社會、政治秩序得到一定的保障與和諧運行的保證。國家此組織的存在如同家族的存在一番，均是用以促進人倫價值的實現。在這制度之下政治的頂點是天子，良善的社會風俗與倫理價值是否能行，乃端視此一國家的大宗子之行為是否合於倫理規範。理想的政治便是將此人倫之道推行至社會每一角落，人世間的事務可依此得到運行的準則，並得以運轉不綴。然而中國近世士人的正當政治之思想觀念絕非只有理想層次。相反的，它是由現實的需要所生發而逐步建構完成的。
在第一章我們可以看到，從中唐到北宋的儒家，有鑑於現實的混亂，不約而同地在其文章、議論，甚至是解經之中，提示了一個以天子為權力穩固之中心，平天下的實際政治需求。傳統政治典型之奠定與生發，在周公制禮作樂之際，有賴一個以家族為樣本，如同「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詩經•大雅文王〉)以家族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國家原型。傳統政治之特色與士人對正當政治的期待相互滲透，於是在面臨了秩序的危機時，士人以鞏固王權與回復堯舜之治作為對現實政治的期待。柳宗元念茲在茲的「大中之道」簡單來說，便是保民救民於水火之際的堯舜之道。此乃最簡單層次上，唐宋之際士人回歸三代之治理想的一面。中唐至北宋初年的儒家，以實踐治道、重整秩序作為第一要務；平天下以救民成為他們論政的基本宗旨，這也是中國近世政治正當性的最基本第一個層次的展現。在歐陽修論正統時，也受此長期客觀的歷史經驗與時代需求所影響，將「統」視為正統的必要條件與要素。蓋無法一統民生便難安，天下不平則何來的正統之說？是以中國近世士人論政治正當性，以實現平天下之實際政治需求為首要的第一要件。
傳統中國士人論政治是否正當，多使用「天命」這個概念。「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尚書•多士〉)將得「天命」視為得天下的象徵，在傳統中便已垂示。周公以此觀念，明示殷之遺民「天命」之授受有其理則，勸戒諸異姓別有非分之想，而應當服從此會降命降殃的「天」。然而周公並非僅止於此自古來巫祝、宗教式的天命觀，他以宗子作為天子，以多層級的天命觀推廣出祭祀與祭禮等封建等級之禮制，完成了中國傳統正當政治之原型的創建。在周公為代表的周人政治理性中，「天命」為人事的反應，正所謂「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然而在董仲舒所面臨的秦漢帝國的定型期，卻摻雜入鄒衍以來的天人感應與五德終始說，災異化的「天命」說成為秦漢帝國政治正當的根據。此種來自宗教的超越性政治來源有其傳統，「絕地天通」下的巫祝傳統與殷人迷信的人格化的「天」都是其思想上源。董仲舒為符合帝國的新統一政治型態而採取對此傳統的繼承，成為殷周之際古典「天命」觀外的第二個「天命」觀典範。殷周政治理性下的「天命」觀、董仲舒承繼巫祝以來人格化的「天命」說，此兩個天命觀的典範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宋朝的士人政治思維。宋代士人與真宗以前朝廷在相當廣泛的程度上，仍聽取「天命」、德運與相應服色等相關措施的建議，有其舉措。然而新一代士人則純以人事的運行論「天命」，發展出新的自然化的「天命」觀。此「天命」觀上溯到《易》尋求傳統資源，在政治上回歸「不敬厥德乃墜命」的殷周之際傳統，講究人事運行之合理。在此回歸《易》的傳統中，運轉不息的人事又可上比於自然化之宇宙界的天道。自然化的天仍然是一個政權的超越性象徵。此超越性源頭在宋代士人回歸典籍下發為自然化的「天命」觀，在政治觀念以及整體思想上並未與超越價值斷裂，反而可視為一種巧妙的轉化，而安頓在宋以下新的世界觀下，使正當之政治有著超越性的源頭價值。在這一點我們補充了林毓生以來論傳統政治只側重漢唐等巫祝的「天命」作信仰之傳統為根據的思想，並且也說明在余英時論「人間秩序」之餘，以宋代為代表的近世士人仍未與傳統「天」的超越性源頭產生斷裂，正當政治於此世之得「天命」，在士人觀念中亦具有超越性的價值。
若以傳統士人所謂「道」代表理想的超越世界，以人倫日用來代表現實的人間世界，可以說「道」便體現在「人倫日用」之中，人倫日用也不能須臾離「道」。最後在第三章我們看到了近世士人觀念中政治、人倫之道乃至超越價值均為一體。理想的政治乃人倫之道擴充之一部，且在上一章的自然化天命觀基礎之上，有著和士人性命攸關的政治—人倫價值乃至超越性價值的內涵。人倫價值之內涵落實、呈現在士人對政治正當性相關的觀念討論上，亦可有許多可見的線索。如《大學》、《西銘》，呈現國家乃家族的擴大，且政治施於人事，也應受家族倫理的規範此觀念；又如歐陽修論正統之「正」，有著「嗣君繼體」，君主承先祖即位乃象徵生命的延續此重要觀念。又在此觀念之下，天子如家長，乃大宗的宗子。國家的延續好比家族的延續。在歐公正統論中，又有明顯回歸「三代之治」理想而論政治正當性的觀念存在。周朝之周德、文武周公的宗法封建法制與以倫理傳統做根基的「萬世之計」，在論正統的歐公眼中，正代表一個萬世不變的人倫政治秩序理想。此種為歷史情境生發、落實在人倫價值的實現，而成為普遍的評價標準與模式，乃是中國近世士人論政治正當性的一個顯著特色。又就理想的層次來說，中國近世之正當政治的概念中，君主不唯要行仁義之政，其本身作為大宗宗子、全體百姓的象徵，也應在國家此「家」中作一個道德倫理的表率。此道德表率的君主能行內聖外王之王道，則普遍良善的天下秩序乃可得到落實。作為國家大宗子的人君遵從道德約束，以內聖之學自律，上行下效獲致普遍良善秩序的實現，而可為正當之政治。此為近世政治正當性中理想的第三層次之內涵。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既有研究與問題意識的說明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與章節安排 7
第一章 平天下的實際政治需求 12
第一節 親歷安史之士人的現實訴求 14
第二節 務實的士人政治觀 23
(一)新春秋學派之訴求及其現實意涵 24
(二)中唐士人的務實政治觀—以柳宗元為代表 32
第三節 中唐以來士人政治需求之實現：宋代之開國 47
(一)晚唐五代士人間務實政治觀之遺緒 47
(二)宋朝開國之事實及其對安史以來士人政治需求之實現與滿足 51
第二章 自然化天命觀的興起 63
第一節 傳統天命觀的兩個典範 66
(一)古典天命觀之原型 67
(二)漢唐時代的天命觀 77
第二節 理性的宇宙—政治觀連結：自然化的天命觀 90
(一)歷史與思想上的背景 91
(二)自然化「天命」觀的形成 97
第三章 人倫之道的完成107
第一節 維持人倫之道的必要性 109
第二節 人倫之道於宋代士人政治思維的體現 118
(一)政治乃擴大的家族倫理 118
(1) 由家族倫理到平天下之理想秩序：大學與西銘 119
(2) 正統論之「正」所蘊含之家族倫理價值 125
(二)普遍良善秩序的實現：內聖外王之期待 133
(1) 王安石的王霸論與大人論：內聖與外王之結合 134
(2) 〈大學章句序〉：普遍良善的推廣與實現 136
結論 141
參考書目 146

參考書目

原典部分：
1.《尚書》(北京：中華，1998)
2.《詩經》(上海：上海古籍，1987)
3.《左傳》(台北：遠流，1983)
4.《四書集注》(台北：藝文，1978)
5.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台北：台北古籍，2001)
6.《史記》(台北：廣文，1962)
7.《新唐書》(台北，台灣商務，1983)
8.《舊唐書》(台北：鼎文，1976)
9.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台北：世界書局影印民國25年北平圖書館影印本)
10. 司馬光，《資治通鑑》(台北：台灣商務，1983)
11. 歐陽修，《五代史》（台北：世界，1986年版）
1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世界，1983)
13.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北：藝文，1964)
14. 趙翼，《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
15. 司馬光，《涑水記聞》(台北：藝文，1969) (聚珍版叢書)
16. 敖英，《綠雪亭雜言》(台北：新興書局影印清刊本)
17. 王稱，《東都事略》(台北：商務，1983)
18. 董仲舒，《春秋繁露》(台北，中華，1968)
19. 王充，《論衡》(台北：中華，1966)
20. 陸淳，《春秋集傳纂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21. 孫望編，元結，《元次山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景印出版)
22.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1994)
23. 柳宗元，《柳宗元集》(台北：漢京，1982)
24. 呂溫，《呂衡州集》(台北：藝文，1967)
25. 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北京：線裝書局，2004)
26. 羅隱，《兩同書》(台北：藝文，1965)
2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台北：藝文，1968) 百部叢書集成本
28. 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台北：華正，1975)
29. 張載，《張載集》(台北：里仁，1979)
30. 王安石，《臨川文集》(台北：台灣商務，1983)
31.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32. 石介，《徂徠石先生全集》(北京：書目文獻社，1988)
33. 尹焞，《和靖集》(台北：台灣商務，1981)
34. 朱子，《朱文公文集》(台北：商務，1970)
35. 王夫之，《讀通鑑論》(台北：世界，1962)
36. 王夫之，《宋論》(台北：中華，1966)
37.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台北：世界，1991)

近人著作部分：
專書：
1. 仇兆鰲，《杜詩詳註》(台北：藝文，1972)
2. 方豪，《宋史》(台北：中華文化大學出版部，2000年再版印刷)
3.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台北：東大，1995)
4.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入《觀堂集林》(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台北：學生，1980)
6.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台北：允晨，2003)
7. 余英時，《從價值體系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收入於《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台北：聯經，1987)
8.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台北：華岡，1977)
9.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10.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收《李澤厚十年集》(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
11.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1992)
12.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1983)
13. 林毓生，《創造與轉化》(台北：幼獅文化，1987)
14. 武內義雄，《中國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局，1936)
15.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 胡可先，《中唐政治與文學—以永貞革新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
17. 孫昌武，《柳宗元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8. 孫望，《元次山年譜》(台北：世界書局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本，1964)
1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1969)
20. 徐復觀，《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學生，1988)
21.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灣：學生，1988)
22. 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0)
23. 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1989)
24. 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香港：中華書局，1986)
25.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新華書局，1987)
26. 許倬雲，《西周史》(台北：聯經，1990)
27. 許倬雲，《求古編》(台北：聯經，1982)
28.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9.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中華，1963)
30.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31. 陳學霖，《宋史論集》(台北：東大，1993)
32. 陳錫勇，《宗法天命與春秋思想》(台北：文津，1992)
33.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台北：新文豐，1985)
34.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1981)
35. 楊承祖，《元結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2002)
36. 楊倫編《杜詩鏡銓》(台北：藝文印書館，1998)
37.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8. 趙令揚，《關於歷代正統問題之爭論》(香港：學津，1976)
39. 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2002)
40.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力》(台北：稻鄉，1996)
41. 鄧廣銘、漆俠，《兩宋政治經濟問題》(上海：知識，1988)
42.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1982)
43. 錢穆，《中國思想史》(台北：學生書局，1982)
44.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台灣學生，1977)
45.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3版)
46.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台北：聯經，1995)
47.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新華發行，1986)
48.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台北：宗青圖書，1979)
49. Chan Hok-lam,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50. 韋伯(Max Weber)著，康樂譯，《支配的類型》(台北：允晨，1985)
51. 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台北：唐山，1987)

單篇論文：
1.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歷史地理》(東京：日本歷史地理學會)，第9卷第5號，1922年
2. 戶崎哲彥，〈柳宗元的明道文學—其與陸淳春秋學之關係〉譯作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一卷第二期
3. 戶崎哲彥，〈關於中唐新春秋學—以其創始者啖助的學說為中心〉，譯作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一卷第二期
4. 方介，〈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國立編譯館館刊》第12卷2期，1983年12月
5. 王善軍〈宋代族塾義學的興盛及其社會作用〉，《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 吉田文昭，〈關於唐代春秋三子的異同〉，譯作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一卷第二期
7. 吳展良師，〈朱子世界觀的基本特質〉，「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2004年3月)
8. 吳展良師，〈朱子的世界秩序觀之構成方式：朱子的天人關係思想析論〉發表於「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2004年8月)
9.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大陸雜誌》，第65卷第2期
10. 杜勇，〈淺談周人天命思想〉，《孔孟月刊》三十六卷，第五期，1998年
11. 汪伯琴，〈宋初二帝傳位問題的剖析〉，《大陸雜誌》第32卷第10期，1966年5月
12. 林瑞翰，〈五代君臣之義淡而政風多貪黷〉，《大陸雜誌》第29卷第11期，1964年12月
13. 邱添生，〈論唐宋間的歷史演變〉，《幼獅月刊》，第47卷第5期，1978年
14. 芮和蒸，〈論太祖之創業開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1968)，第18期
15. 姚瀛艇，〈論唐宋之際的天命思想與反天命思想〉，收入鄧廣銘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1982年年會編刊(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16. 洪讚，〈安史之亂對杜甫之影響〉，《中華學苑》24、25卷，1981年9月，頁31
17. 孫國棟，〈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收入於《唐宋史論叢》(香港：龍門書店，1980)
18. 島一，〈啖、趙、陸等之《春秋》學及其周邊〉，譯作收入《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一卷第二期
19. 張壽平，〈儒家的宇宙觀〉，《孔孟月刊》第八卷，第三期
20. 陳芳明，〈宋代正統論的形成背景及其內容〉，《食貨月刊》，復刊第1卷第8期，1971年11月
21. 陳弱水師，〈思想史中的杜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1分，1998年3月
22. 陳弱水師，〈柳宗元與中唐儒家復興〉，《新史學》第五卷第一期，1994年
23. 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4. 章群，〈啖、趙、陸三家春秋之說〉收入《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香港：新亞，1974)
25. 程光裕，〈澶淵之盟與天書〉，《大陸雜誌》，第22卷第6、7期
26. 楊儒賓，〈如果再迴轉一次「哥白尼的迴轉」--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當代》195期，2003年11月號
27. 劉子健，〈宋太宗與宋初兩次篡位〉，《食貨月刊》第17卷第3期，1988年
28. 稻葉一郎，〈中唐新儒學運動的一種考察—劉知幾的經書批判和啖、趙、陸氏的春秋學〉，《中國中世史研究》(東京：東海大學，1970)
29. 蔣復璁，〈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收入宋史研究會編《宋史研究集》，第一輯 (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
30. 蔡英文，〈天人之際—傳統思想中的宇宙意識〉，收入黃俊傑編，《天道與人道•中國文化新論—思想篇二》(台北：聯經，1982)
31. 鄭曉江，〈試析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價值之源的「天」〉，《孔孟月刊》三十六卷，第五期，1998年
32. 鄧廣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真理雜誌》第1卷第1期，1944年
3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上之政原論〉，《清華學報》九卷三期
34. 賴亮郡〈中唐新春秋學對柳宗元的影響〉收入《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立成功大學，1999)
35. 錢穆，〈唐宋時代文化〉，《大陸雜誌》，第4卷第8期，1963年
36. 戴景賢，〈殷商政教關係與周代治術中人文觀念之概念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
37.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五冊

學位論文：
1. 陳芳明，《北宋史學的忠君觀念》(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
2. 蔡慧瑛，《論宋真宗「大中祥符」策略之運用》(台北：文化大學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