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隋書‧經籍志》所載錄魏晉之際經學著作，計有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其中以禮學的著述數量最多，共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反映出該時期經學的發展仍相當活躍，其中更以禮學的研究最受到重視。
晉代以下，專門名家多能言禮，以為應世之用，朝廷特重之，詔為天下法，此後更形成慣例，凡遇有闕禮或禮意不明者，皆詔禮家議禮，作為定奪之準則。
南朝以後，論述三禮成為學術重心，經學之研究與風格蓋承襲東晉而來，因此，若不明瞭東晉時期禮學的發展狀況，南朝以下之禮學發展則有不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基於此，本文乃以東晉前期禮學論述為主題，欲以探究該時期禮學研究之風貌，期以彰顯東晉時期禮家對後世禮學之影響與禮學發展上之地位。
在論文內容的安排上，首先論述影響東晉前期禮學發展之外緣與內因；其次就東晉前期禮家治禮之特色與所關注之議題加以分析，故本文第四章以宗法制度之探討為主、第五章以〈喪服〉篇注之探討為主、第六章則以喪服禮議之探討為主，從而窺見諸位禮家其禮學主張之所在；最後總結東晉前期禮學之大要和特質，以及在禮學史上應有之地位，與對後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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