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嵇康二人身處魏晉亂世,年少受家世儒學薰陶,均有一顆熱情濟世之心,無奈時局驟變,司馬氏的竄謀奪權與隳壞禮法之惡,遂使二人放浪形骸,隱居山林,醉心於老莊哲學,追求放達。然二人桀驁不羈的行事作為底下,內心實極為矛盾與不安,隱約可見反映在其音樂美學思想中。 若將二人加以比較,兩人的相異點在於性格與政治對應方式的不同,皆恰能與音樂美學思想做一對照。就性格來說,阮籍較為保守沉穩,反映在其音樂觀上,雖有援引道家自然之和作為音樂的形上本體,但對於音樂的功能論方面,仍大篇幅關注在禮樂教化的課題上,聖人作正樂、樂與時化等主張,嚴格來說與傳統的儒家音樂觀差異並不大。而嵇康則是生性剛毅曠放,大膽地對儒家所強調的音樂與政治的對應關係提出反駁,以及平反儒家對鄭聲的看法,破除一般人不明所以的音樂迷信,而將音樂視為一門獨立的藝術,讓審美主體有更為主動、客觀而自由開放的空間。 相同的是兩人受到玄學本體論的影響,皆以自然之道作為音樂的起源,以「平和」作為音樂的本質,也都反對當時「以哀樂為主」的風尚,主張低迷的社會風氣下,應以和樂導養人之情性,以符合養生之道。 在儒道關係上,筆者認為不宜將二人樂論完全割裂以阮籍屬於儒家樂論、嵇康屬於道家樂論,而是他們分別在儒道的影響下,因其不同階段的人生價值觀與性格條件下,發展出不同的音樂美學觀。阮籍站在儒家的一端,企圖援引道家自然之道以補儒家樂論之不足;嵇康則以道家自然樂論為理論基調,對儒家樂論做出強烈批判之際,也吸收不少儒家樂論的養分。綜觀二人樂論,在魏晉儒、道兩家勢力消長之際,富涵深刻的縱向歷史與橫向時代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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