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滿人以關外民族,問鼎中原,開啟中國兩百多年,外族統治之歷史。 因夷夏之辨、滿漢之分,在統治者的眼中,是極待解決的政治課題。順治、康熙等皇帝,皆致力於消弭漢人的「正統」觀念,積極攏絡士人。尤以康熙帝一生大力推動朱子學,恪守程朱學術,使朱子學派凌駕王學之上。這期間雖有政治之考量,但大力推動學術的影響之下,間接促使乾嘉考據學的興盛。如清初理學名臣李光地(1642~1718),雖以程朱學說為學術宗尚,但在討論儒學內部義理時,仍主張需回歸儒家原始經典,以做為義理的依據,這即是藉考據以達義理之目的。不再依循宋明儒者主觀的冥想,直接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李氏身為宰輔,其治學風格與態度,會間接地影響時人門生,此產生的學術伏流,不容小覻。 清初理學名臣李光地,致力推動程朱學術,對儒家經義多有闡發與創見,尤以《易》學聞名當世,一生筆耕不輟。然在後世學者的清初學術研究中,卻未受到重視,與其相關的研究論文,多是侷限於《易》學,以及收復台灣有關的議題上,迄今為止,對其學術做全面性的討論並不多見。李氏學術之所以受到世人忽略,可能與其人品評價與學術思想演變有關。故本論文擬對李光地的整體學術作 全面性的探究與考察,以歷史時代背景作依據,將「三案」的史料呈現,以澄清學界中的「人品疑慮」。再者,剖析文本的學術思想脈絡,先著重於經學觀的探究,再深入解析李氏的經學思維,以祁能解開長達百年的學術評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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