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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盧意寧
研究生(外文):Yi-Ning Lu
論文名稱:盛唐集賢院的成立與意義──兼論玄宗朝學術文化風氣的轉變
論文名稱(外文):A Study of Jinxian Academy──with Reference to Intellectual Changes during the Xuanzong Reign of the Tang Dynasty
指導教授:陳弱水陳弱水引用關係
指導教授(外文):Ruoshui Chen
學位類別:碩士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研究所
學門:人文學門
學類:歷史學類
論文種類:學術論文
論文出版年:2009
畢業學年度:97
語文別:中文
論文頁數:116
中文關鍵詞:Fu Ku MovementHungwen AcademyJinxian AcademyScholarsChang YuehLi HuaXiao Ying-Shi
外文關鍵詞:古文運動弘文館集賢院學士張說李華蕭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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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篇論文的出發點旨在拓展對古文運動最初肇端的認識。為何會有如此想法,則是因為學界多以安史之亂的爆發來解釋古文運動之興起,可是,此一運動的最先倡導者蕭穎士、李華等人,他們多成長於玄宗開元年間、活躍於玄宗天寶時,且他們的許多重要作品也產生於此一時期,我想這已足以顯示安史之亂的爆發不足以解釋古文運動之興起,同時,也引發了我的好奇,既然古文運動是濫觴於玄宗一朝,或許此時的思想環境已有所改變,進而促發新思潮的出現。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要如何找尋合適的切入點?給予我靈感的是一篇文章和一段史料。文章是由學者葛曉音所寫的,她注意到玄宗朝時,尤其到了天寶年間,有越來越多文士發出復古的呼聲,她提出的解釋是:開元前期文壇盟主張說很積極地輔助玄宗興禮樂、復雅頌,復興禮樂雅頌在玄宗朝最重要的文館集賢院成立後達到高峰,張說正是首位知掌院事的人。史料指的則是中唐古文家梁肅的一段話,話中肯定張說中興文章有功,是上接陳子昂下啟蕭穎士的關鍵人物。他們都指出張說的重要性,可是要從張說個人行跡、還有文章來談論當時的風氣變化,頗為不易;於是決定改由所知掌的文館集賢院著手,一來是張說於其中投入許多心血,也貫注了自己的理念,二來是文館即是宮廷內的學術文化機構,它內部的活動當能透露不少與當時思想風氣有關之重要訊息。
我在一、二章中著重於探討集賢院的內部情況與前此文館之同異。普遍設置文館,並招攬文士進入館中擔任學士一職的風氣,大概是從南朝開始。經過研究之後發現,南朝文館的最大特色,就是館內學士多數是擅長詩文寫作的文人,而且館內主要活動都與文學創作有密切的關係,像是學士大多是負責編纂大型類書和詩文總集,又像學士經常出現在宮廷宴會中,陪同君王吟詩作文。文館形同是文學中心。這其實反映出的就是自從魏晉以降文學蓬勃發展、學術文化風氣崇尚文學的實況。而在北朝、隋代,宮廷之中都有設置文館、學士,內部情況與南朝大致相同,沒有什麼改變。到了唐代,一般我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印象,就是太宗興儒學、重國學,似乎有意要扭轉江左重文輕儒的學風,展現出新氣象,而太宗所建的新文館弘文館,向來也被史家當成太宗崇儒學的明證。不過仔細觀察弘文館的學士組成和館內活動,就是發現史書記載和歷史事實有所差距。學士組成是以浸染南朝宮廷文風甚深的文詞之士為主體,館內活動也不盡是嚴肅討論經義、政事,君主與學士間宴飲詩文唱和次數很多,學士的主要修纂任務還是以大型類書和詩文總集為主。
玄宗所立之文館集賢院,內部情況卻與以往有顯著的不同。第一,集賢院的學士組成,多半不是文詞之士,而是學者型的人物。第二,館內主要活動,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其一,張說向來有為國定禮樂的雄心,在他的有心推動下,集賢院總攬了玄宗朝的重要國家禮樂事務,地位就如同是玄宗的禮樂之司,而在張說去世以後,雖然接任者未必有張說的雄心,但集賢院依舊是玄宗託付國家禮樂事務的首選,也就是說,它禮樂之司的地位仍在。由一宮廷文館掌控國家禮樂事務,這點非常特殊。其二,館內主要活動也不再與文學創作有密切的關係了。學士的編纂任務並非是大型類書或詩文總集,重心轉向編修儀注、典章和經典;而且,理應在文館中相當蓬勃的文學活動也沉寂了下來,仍然是有,但是次數變少、規模轉小,作品內容嚴肅許多,娛樂性減少了。總結集賢院的種種不同,我的解釋是重文輕儒、崇尚文學的江左遺風在玄宗的宮廷中有消退的跡象。
而我接著在第三章,針對集賢院大興禮樂的盛況,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張說藉集賢院大興禮樂,他會如此積極,玄宗這般配合,除了兩人有粉飾盛時、振興儒學之意外,背後其實有一套想法在支撐他們的行動,而這一套想法其實頗能反映初盛唐的思想型態。因此,有必要就兩人的禮樂觀進行研究。
分析張說的禮樂文章,大概有如下特徵:第一,張說相信,禮樂源於天地,由聖人取法天象而制成;故禮樂之施行,關乎宇宙秩序的穩固、人間政治的太平,過程必須慎重,若有不當,恐會導致不良後果。這其實不是新觀念,是常見於古代經典的一套論述,目的是為強調禮樂乃是人文世界之秩序原理。觀察唐代其他文士意見,他們多與張說看法類似,咸認禮樂源於天地而有經世之效。第二,張說的禮樂論,有天人相應的色彩。進一步考察他的天人觀,可以清楚看到他屢以天變、災異來勸誡君主,他既強調天道關乎人事,自是服膺天人相應之說無疑。這同樣不是張說的獨見,許多與他同時或早於他的文士皆持此說。顯示初盛唐的思想型態,仍是沿襲過往,未見太大突破。
至於玄宗,則是特別重視《禮記》中的〈月令〉一篇,於天寶初依據開元年間所修訂的新曆《大衍曆》,親自刪改其中關於天象和節氣的記載,後又詔命集賢學士為之作注。《大衍曆》成書於張說掌理集賢院時,由張說引入院中的僧人一行主撰。在過程中,張說積極協助並為此事寫下多篇文章。內容主要是在強調,備受儒者推崇的堯、舜等古代聖王,順天應人,定曆法致太平;玄宗崇儒復古,今日再造新曆,行為等同堯、舜。或許是受張說鼓舞,玄宗本人也努力為自己營造聖君形象。像是在集賢院成立後開始每月頒曆,意在仿效古代聖王明時授人。又一度於天寶年間採納隋末大儒王通之孫王勃舊說,下詔以唐承漢,盡黜隋前歷代帝王。重視〈月令〉,大概也是基於同樣心態。〈月令〉訴求王者承天道治人事、依天文行政事,充滿天人相應論的思想。故玄宗重〈月令〉,一則是欲展現他為一順天應人之王者,另意味他和其重臣張說一樣,看重天道對人事的影響。此外,玄宗的學術愛好是易學,集賢院內談易風氣盛行,而《易經》的特色即是專談天道。要之,玄宗、張說大興禮樂、大舉修曆,顯露出崇儒復古的企圖,促使他們積極行動的則是一種欽崇天道之心理,以及對天人相應之說的信心,這些其實都是舊有思路。
最後,經過了前面幾章的分析,要來解答我最初提出的問題,就是古文運動為何會於玄宗朝時濫觴?在第二章,以集賢院為切入點,的確讓我們看到了玄宗朝的思想環境出現改變徵兆,江左重文輕儒的學風有受到抑制。在第三章,我們也可看到張說、玄宗大興禮樂,
是有崇儒復古之意。照這樣看起來,葛曉音的意見是對的,張說的努力、玄宗的配合與集賢院的興盛,確有可能營造出了一個讓儒學再受重視的思想環境,讓文學復古思想滋生的溫床。這是否就代表蕭、李等天寶先驅古文家即是受到此股風氣影響,起而推動反對江左浮華文風、力圖復興儒家學說的古文運動?可是,我進一步去對照兩方的想法,發現有許多的不同,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不同是,張說以及一干初盛唐的文士,他們重視禮樂,而背後支撐他們的是對天人相應論的信服,以及對天道的欽崇。蕭、李等古文運動先驅者,在天道與人事間,他們的眼光是放在人事上,他們看重史學,希望借重並嚴格執行史學褒貶善惡的功能,以達到維護儒家人倫價值的目的,經過兩相對照,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兩方關懷的焦點有很大的不同,一方是禮樂儀文,一方是道德人心。
發現此路不通之後,只好試圖另闢蹊徑,結果有了新的發現。就是,倘若真要追索天寶諸位古文運動先驅的可能淵源,八世紀初以劉知幾為首的「館院學派」(這是學者雷家驥提出的說法,它指的是活動於史館中、圍繞在史家劉知幾旁的一群同道),史學理念也是特重褒貶善惡,目的是為護持儒家的人倫道德、綱常名教,這和蕭、李等人的想法如出一轍。至於「館院學派」和蕭李古文集團之間的關聯性有多強?若要再進一步證明,頗有難處,主要是囿於史料的限制,故本論文僅能點到為止。
盛唐集賢院的成立與意義──兼論玄宗朝學術文化風氣的轉變

目次
緒論..………………………………………………………………1

第一章 南風北漸:南北朝至唐初文館發展概況….……………7
第一節 南北朝至隋代的文館與學士………………….………7
第二節 初唐的文館與學士……………………………………14

第二章 禮樂之司:盛唐的集賢院………………………………31
第一節 玄宗朝集賢院成立的經過………………………………31
第二節 玄宗朝集賢院的職能……………………………………38
第三節 院內成員和活動…………………………………………46

第三章 欽崇天道:集賢院興禮樂背後的思想意義……………59
第一節 唐太宗和魏徵的禮樂觀及其他…………………………59
第二節 張說的禮樂觀……………………………………………67
第三節 玄宗的禮樂計畫及其他…………………………………73

第四章 由「禮」到「史」:天寶年間思想界的新趨向………83
第一節 張說文儒集團和蕭李古文集團的差異…………………84
第二節 古文家與史學家的交往和原因…………………………92

結論………………………………………………………………107
徵引文獻…………………………………………………………111
徵引文獻
﹝以筆劃多少為序﹞


一、史料
﹝一﹞一般古籍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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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4。
唐•李林甫等,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2005。
唐•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北京:中華書局,2003。
唐•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唐•姚思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唐•姚思廉,《陳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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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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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沈佺期、宋之問,陶敏等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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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翱,《李文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
唐•張說《張燕公集》,臺北:新文豐,1985,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
唐•陳子昂,《陳伯玉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
唐•韓愈,閻琦校注,《韓昌黎文集注釋》,西安:三秦,2004。
唐•權德輿,《權載之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
清•彭定求等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董誥等纂修,《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周紹良總主編,《全唐文新編》,長春:吉林文史,1999。


二、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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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冬青,《梁末羈北文士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6。
冉旭,〈唐景龍至開元前期的學士詩人〉,《中州學刊》第3期,2003年,鄭州。
史睿,〈北周後期至唐初禮制的變遷與學術文化的統一〉,《唐研究》第3卷,北
京:北京大學,1997。
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
何格恩,〈張九齡之政治生活〉,《嶺南學報》第4卷第1期,1935,廣州。
何寄澎,〈簡論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文學集團〉,中國古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
第6期,臺北:學生書局,1984。
岑仲勉,〈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輔仁學誌》第14卷第1、2合期,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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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冬青,《梁末羈北文士研究》(台北:台灣大學碩士論文,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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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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