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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王柏鈞
論文名稱:兩漢皇帝的賞賜
論文名稱(外文):The Emperors' Award in Han Dynasty
指導教授:金仕起金仕起引用關係
學位類別:碩士
校院名稱:國立政治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研究所
學門:人文學門
學類:歷史學類
論文種類:學術論文
畢業學年度:102
語文別:中文
論文頁數:172
中文關鍵詞:漢代賞賜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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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賜是兩漢每朝皇帝的必行之政,這項行為因何而來?為什麼這是皇帝遂行統治的要務?皇帝賞賜的對象、原因、內容與目的為何?隨著時間演變,兩漢之間的賞賜曾經發生哪些變化?從中又可看到哪些漢代國家統治的特徵?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本文共有四個部分,首先,是討論賞賜與皇帝展現有德、維繫天命的關係。第二,是經由不同賞賜對象、原因與內容,探究賞賜的目的,貴族與職官扮演輔助國政的重要角色,是君王維繫統治時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不論生前或死後,皆有獲賞的機會,內容不但種類豐富,經濟價值也較高。三老、孝悌與力田等基層社會領袖具有導民與教化的功能,能夠協助統治者穩定鄉里秩序,同貴族與職官一般,都是皇帝必須拉攏的對象,因而所獲賞賜內容貴於一般庶民。庶民在兩漢時期是稅賦、役力與士卒的主要來源,對他們的賞賜場合絕大多數是災異之後,可見災後賞賜收拾民心與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社會邊緣人是需要統治者特別照顧的一群,對他們的賞賜多出現在災異發生後,用以顯示君王對他們的照護與仁政。第三,是藉由賜予民爵與大赦令的頒布,看兩漢賞賜的演變,並試圖解釋東漢末年的賞賜已難以作為連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媒介。第四,是經由三老等基層社會領袖獲賞內容較庶民豐厚的現象,探討兩漢的國家統治,認為當時縣以下的鄉里社會自主性依然非常強大。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1
第二節、文獻回顧 2
(一)殷周至秦賞賜傳統的研究 2
1.殷商、西周的賞賜 2
2.春秋至秦賞賜行為的變遷 4
(二)兩漢賞賜的研究 6
第三節、章節安排與研究方向 9
第四節、研究資料說明 11
第二章 皇權來源的論述與災異、祥瑞發生後的賞賜 13
第一節、皇權來源的論述:以天命與德為中心 13
第二節、災異發生後的賞賜 17
第三節、祥瑞發生後的賞賜 23
小結 26
第三章 皇帝賞賜的對象、原因與內容 29
第一節、對貴族與百僚職官的賞賜 31
(一)對貴族與職官體系的賞賜 31
(二)對貴族與職官的個別賞賜 33
第二節、對三老、孝悌、力田的賞賜 42
第三節、對庶民的賞賜 44
第四節、對鰥、寡、孤、獨、高年、篤癃、貧者與流民的賞賜 46
小結 49
第四章 兩漢賜爵與大赦的演變 53
第一節、兩漢賜爵的演變 53
第二節、兩漢大赦的演變 60
小結 66
第五章 賞賜三老與漢的國家統治 69
第一節、漢代三老的選任與職責 69
第二節、厚賞三老的因素 73
小結 81
第六章 結論 83
徵引書目 89
附表 101

一、史料
(一) 文獻
《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清・胡培翬撰,《儀禮正義》(臺北:臺灣商務,1968)。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1978)。
安井衡,《管子纂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1976)。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
清・嚴萬里校、附考,《商君書》(臺北:廣文書局,1991)。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10)。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2008)。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
漢・荀悅、晉・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河南:中州古籍,1987)。
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1986)。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漢・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9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1999)。
(二) 出土材料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1990)。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200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武威漢簡》(北京:文物,1964)。
武威縣博物館,〈武威新出詔書令〉,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1984),頁34-61。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
大葆台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北京:文物,1989)。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墓〉,《文物》,1979年第3期,頁1-16。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卜風賢,《周秦漢晉時期農業災害和農業減災方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
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小倉芳彥,《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傳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5)。
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198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簡帛研究二00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1995)。
王夢鷗,《鄒衍遺說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1984)。
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1996)。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上冊、下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
朱紹侯
《朱紹侯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05)。
《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
牟發松,《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人民,2011)。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四輯(蘭州:甘肅人民,2004)。
西嶋定生,《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二卷:秦漢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2002)。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佐竹昭,《古代王権と恩赦》(東京:雄山閣,1998)。
呂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臺北:文津,1992)。
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長春:吉林文史,1993)。
宋杰,《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9)。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
杜正勝
《周代城邦》(臺北:聯經,1985)。
《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1990)。
《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1992)。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臺北:中華文化學術出版委員會,1954)。
李漢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臺北:維新書局,1981)。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沈家本
《歷代赦考》上冊、下冊(臺北:商務,1976)。
《歷代刑法考》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邢義田
《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1987)。
《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
《治國安邦》(北京:中華書局,2011)。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邱文山,《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3)。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201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僤、彈」》(北京:文物,1988)。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196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書院,1973)。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香港:香港明石文化,2004)。
徐式圭,《中國大赦考》(上海:商務,1934)。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私立東海大學,1963)。
《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秦海軒、盧路,《中國皇帝制度》(太原:山西古籍,1999)。
高文,《漢碑集釋》(開封:河南大學,1997)。
高敏,《秦漢史論稿》(臺北:五南,2002)。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上冊(臺北:水牛,1992)。
許倬雲,《求古篇》(臺北:聯經,2003)。
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1999)。
郭沫若,《中國史稿》(北京:人民,1979)。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一卷(北京:新華書店,1982)。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天津人民,1979)。
陳俊強,《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7)。
陳夢家,《西周青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陳漢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新華書店,1986)。
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2003)。
勞榦,《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富谷至著,柴生方、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200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臺北:藍燈文化,1991)。
黃婉峰,《漢代孝子圖與孝道觀念》(北京:中華書局,2012)。
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1996)。
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8)。
楊寬
《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1955)。
《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1999)。
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2006)。
董平均,《出土秦律漢律所見封君食邑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2007)。
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廖伯源,《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1998)。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古代篇)》(臺北:弘文館,1985)。
劉希慶,《順天而行:先秦秦漢人與自然關係專題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
劉俊文主編,黃金山、孔繁敏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
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
閻步克
《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9)。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2006)。
聶崇岐,《宋史叢考》上冊(臺北:華世,1986)。
羅彤華,《漢代的流民問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二) 專書論文
山田勝芳著,莊小霞譯,〈鳩杖與徭役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00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頁192-209。
守屋美都雄,〈父老〉,劉俊文主編,黃金山、孔繁敏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64-584。
朱紹侯
〈商鞅變法與秦國早期軍功爵制〉,《朱紹侯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05),頁96-106。
〈秦漢簡牘與軍功爵制研究〉,《朱紹侯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05),頁181-191。
〈戰國時期各國變法與軍功爵制的確立〉,《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16-26。
〈軍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65-78。
〈漢初軍功爵制與秦代的不同〉,《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108-121。
〈東漢時期軍功爵制的恢復與沒落〉,《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152-164。
〈呂后二年賜田宅制度試探:《二年律令》與軍功爵制研究之二〉,《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242-254。
池田知久,〈中國古代的天人相關論:董仲舒的情況〉,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2006),頁46-97。
杜正勝
〈尚書中的周公〉,《周代城邦》(臺北:聯經,1985),頁157-220。
〈漢「單」結社說〉,《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1992),頁953-970。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頁81-93。
邢義田
〈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搞》(臺北:東大,1987),頁333-410。
〈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36-466。
〈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67-488。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40-564。
〈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治國安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62-100。
〈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型態和鄉里行政〉,《治國安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49-355。
唐長孺
〈漢代社會結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19。
〈魏晉時期人口的減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0-28。
徐世虹,〈漢律中有關行為能力與責任年齡用語考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00四》,頁210-223。
徐復觀,〈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大系統的建立: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頁182-269。
郝樹聲,〈武威「王杖」簡新考〉,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四輯(蘭州:甘肅人民,2004),頁105-116。
高敏,〈從《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賜爵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頁60-66。
許倬雲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篇》(臺北:聯經,2003),頁453-482。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求古篇》(臺北:聯經,2003),頁561-585。
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一卷(北京:新華書店,1982),頁317-376。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2003),頁499-666。
勞榦,〈漢代的豪彊及其政治上的關係〉,《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83-304。
單先進,〈西漢「黃腸題湊」葬制初探〉,收錄於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1984),頁238-249。
曾春海,〈董仲舒的正義觀及其思想梗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1991),頁115-142。
楊振紅,〈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頁139-167。
鄔文玲,〈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補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00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頁158-172。
廖伯源
〈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1998),頁138-203。
〈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頁204-308。
劉振東,〈題湊與黃腸題湊〉,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頁607-625。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と任俠的習俗〉,《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頁49-94。
謝桂華,〈尹灣漢墓所見東海郡行政文書考述〉,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1999),頁22-45。
聶崇岐,〈漢代官俸質疑〉,《宋史叢考》上冊(臺北:華世,1986),頁162-231。
(三)、期刊
王保頂,〈儒學文化視野中的災異觀及其意義〉,《孔孟月刊》35:4(1996.12),頁22-30。
王惟貞,〈東漢章帝與外戚家族〉,《輔仁歷史學報》21(2008.7),頁1-42。
王雪岩,〈漢代「三老」的兩種制度系統:從先秦秦漢的社會變遷談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2期,頁17-24。
朱紅林著,〈漢代「七十賜杖」制度及相關問題考辨:張家山漢簡《傅律》初探〉,《東南文化》,2006年4期,頁61-65。
考古研究所編輯部,〈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考古》,1960年第9期,頁29-30。
江素卿
〈由帝紀記事較論馬班之災異思想〉,《文與哲》6(2005.6),頁97-141。
〈從《漢書・五行志》論西漢春秋學特色〉,《文與哲》7(2005.12),頁159-180。
江乾益,〈漢書五行志中之災異說探論〉,《興大中文學報》15(2003.6),頁1-19。
何平立,〈兩漢天命論:皇權政治的雙刃劍〉,《上海大學學報》12:1(2005.1),頁88-94。
佐竹昭,〈中國古代的赦:中日比較之試論〉,《地域文化研究》,1981年第7期,頁1-41。
吳紅松,〈西周金文土地賞賜述論〉,《安徽農業大學學報》18:6(2009.11),頁126-129。
呂文郁
〈周代王畿考述〉,《人文雜誌》,1992年第2期,頁92-98。
〈春秋時代晉國的縣制〉,《山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4期,頁73-76。
杜正勝
〈「編戶齊民論」的剖析〉,《清華學報》24:2(1994.6),頁163-191。
〈眉壽與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6),頁383-487。
李禹階,〈論中國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歷史條件〉,《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頁43-51。
李增,〈董仲舒天人合一思考型態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7(2001.6),頁209-220。
李學銘
〈從東漢政權實質論其時帝室婚姻嗣續與外戚升降之關係〉,《新亞學報》9:2(1970.9),頁225-282。
〈論東漢之「事歸臺閣」與「權移外戚」〉,《新亞學報》28(2010.3),頁341-366。
李濟,〈研究中國古玉問題的新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948.1),頁179-182。
林玫玲,〈五德終始論的「命」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哲學與文化》38:11(2011.11),頁83-104。
東晉次,〈後漢初における皇帝支配と外戚諸王〉,《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3(1975.4),頁1-24。
洪淑湄,〈漢代之賜杖〉,《興大人文學報》33(2003.6),頁643-662。
胡正之,〈「人之命在天」與先秦儒家天命觀辨析〉,《輔仁國文學報》26(2008.4),頁99-112。
唐君毅,〈秦漢以後天命思想之發展〉,《新亞學報》6:2(1964.8),頁1-61。
孫長祥,〈宿命與天命:墨子「非命」思想的反思〉,《哲學與文化》38:11(2011.11),頁43-57。
馬冬,〈兩漢迄隋中原王朝對「四夷」的服飾賞賜〉,《西北民族論叢》6(2008),頁183-187。
張仁璽,〈西漢官僚家族致富途徑考略〉,《山東師大學報》,1997年第5期,頁41-43。
張仁璽、晁天義,〈兩漢時期皇帝賞賜考略〉,《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頁12-16。
陳文烟,〈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人」意涵〉,《輔大中研所學刊》7(1997.6),頁168-183。
陳平,〈「黃腸題湊」與「題湊」略論〉,《中國文物報》2000年6月21日。
陳明光,〈漢代「鄉三老」與鄉族勢力蠡測〉,《中國社會經濟史研》,2006年第4期,頁9-13。
郭沫若,〈武威「王杖十簡」商兌〉,《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頁1-7。
陳福濱,〈論董仲舒的天道思想〉,《哲學與文化》34:10(2007.10),頁1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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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位論文
鄔文玲,《漢代赦免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
趙萍,《春秋戰國賞賜制度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劉增貴,《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官僚化與士族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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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樹藩,〈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2(1960.12),頁223-244。
2. 黃淑貞,〈試述后妃參政之影響:以西漢為例〉,《中國文化月刊》304(2006.4),頁39-57。
3. 陳麗桂,〈從天道觀看董仲舒融合陰陽與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國學術年刊》18(1997.3),17-46。
4. 陳文烟,〈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人」意涵〉,《輔大中研所學刊》7(1997.6),頁168-183。
5. 孫長祥,〈宿命與天命:墨子「非命」思想的反思〉,《哲學與文化》38:11(2011.11),頁43-57。
6. 楊清龍,〈兩漢災異說影響下的人君行政措施:求賢及直言極諫之士〉,《華學月刊》131(1982.11),頁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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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洪淑湄,〈漢代之賜杖〉,《興大人文學報》33(2003.6),頁643-662。
10. 林玫玲,〈五德終始論的「命」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哲學與文化》38:11(2011.11),頁83-104。
11. 李增,〈董仲舒天人合一思考型態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7(2001.6),頁209-220。
12. 江乾益,〈漢書五行志中之災異說探論〉,《興大中文學報》15(2003.6),頁1-19。
13. 王惟貞,〈東漢章帝與外戚家族〉,《輔仁歷史學報》21(2008.7),頁1-42。
14. 廖伯源,〈試論西漢時期列侯與政治之關係〉,《新亞學報》14(1984.8),頁123-162。
15. 黎明釗,〈西漢中期之三老與豪強〉,《新史學》8:2(1997.6),頁5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