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料
(一) 文獻
《尚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周禮》,(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清・胡培翬撰,《儀禮正義》(臺北:臺灣商務,1968)。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國語》(上海:上海古籍,1978)。
安井衡,《管子纂詁》(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影印,1976)。
陳奇猷,《韓非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7)。
清・嚴萬里校、附考,《商君書》(臺北:廣文書局,1991)。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2010)。
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2008)。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
漢・荀悅、晉・袁宏撰,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河南:中州古籍,1987)。
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1986)。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12)。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
漢・董仲舒撰,凌曙注,《春秋繁露》(北京:中華書局,199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萬卷樓,1999)。
(二) 出土材料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1990)。
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2007)。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編,《武威漢簡》(北京:文物,1964)。
武威縣博物館,〈武威新出詔書令〉,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1984),頁34-61。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編,《尹灣漢墓簡牘》(北京:中華書局,1997)。
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
大葆台漢墓發掘組,《北京大葆台漢墓》(北京:文物,1989)。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長沙咸家湖西漢曹墓〉,《文物》,1979年第3期,頁1-16。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卜風賢,《周秦漢晉時期農業災害和農業減災方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
于省吾,《商周金文錄遺》(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小倉芳彥,《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傳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75)。
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198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簡帛研究二00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臺北:東大,1995)。
王夢鷗,《鄒衍遺說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1984)。
皮錫瑞,《增註經學歷史》(臺北:藝文,1996)。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上冊、下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
朱紹侯
《朱紹侯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05)。
《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
牟發松,《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社會與國家》(上海:上海人民,2011)。
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四輯(蘭州:甘肅人民,2004)。
西嶋定生,《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二卷:秦漢帝国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2002)。
西嶋定生著,武尚清譯,《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與結構:二十等爵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
佐竹昭,《古代王権と恩赦》(東京:雄山閣,1998)。
呂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臺北:文津,1992)。
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與國家》(長春:吉林文史,1993)。
宋杰,《中國貨幣發展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1999)。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2)。
杜正勝
《周代城邦》(臺北:聯經,1985)。
《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聯經,1990)。
《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1992)。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臺北:中華文化學術出版委員會,1954)。
李漢三,《先秦兩漢之陰陽五行學說》(臺北:維新書局,1981)。
李學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沈家本
《歷代赦考》上冊、下冊(臺北:商務,1976)。
《歷代刑法考》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邢義田
《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1987)。
《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
《治國安邦》(北京:中華書局,2011)。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
邱文山,《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03)。
金仕起,《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2010)。
俞偉超,《中國古代公社組織的考察:論先秦兩漢的「單、僤、彈」》(北京:文物,1988)。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1965)。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書院,1973)。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香港:香港明石文化,2004)。
徐式圭,《中國大赦考》(上海:商務,1934)。
徐復觀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私立東海大學,1963)。
《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秦海軒、盧路,《中國皇帝制度》(太原:山西古籍,1999)。
高文,《漢碑集釋》(開封:河南大學,1997)。
高敏,《秦漢史論稿》(臺北:五南,2002)。
張豈之,《中國思想史》上冊(臺北:水牛,1992)。
許倬雲,《求古篇》(臺北:聯經,2003)。
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1999)。
郭沫若,《中國史稿》(北京:人民,1979)。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一卷(北京:新華書店,1982)。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天津人民,1979)。
陳俊強,《皇權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7)。
陳夢家,《西周青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
陳漢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新華書店,1986)。
傅斯年著,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2003)。
勞榦,《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
富谷至著,柴生方、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200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臺北:藍燈文化,1991)。
黃婉峰,《漢代孝子圖與孝道觀念》(北京:中華書局,2012)。
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武漢:武漢大學,1996)。
黃然偉,《殷周青銅器賞賜銘文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8)。
楊寬
《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1955)。
《西周史》(臺北:臺灣商務,1999)。
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2006)。
董平均,《出土秦律漢律所見封君食邑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2007)。
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廖伯源,《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1998)。
齊思和,《中國史探研(古代篇)》(臺北:弘文館,1985)。
劉希慶,《順天而行:先秦秦漢人與自然關係專題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
劉俊文主編,黃金山、孔繁敏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
劉瑞、劉濤,《西漢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
增淵龍夫,《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
閻步克
《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9)。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2006)。
聶崇岐,《宋史叢考》上冊(臺北:華世,1986)。
羅彤華,《漢代的流民問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二) 專書論文
山田勝芳著,莊小霞譯,〈鳩杖與徭役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00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頁192-209。
守屋美都雄,〈父老〉,劉俊文主編,黃金山、孔繁敏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64-584。
朱紹侯
〈商鞅變法與秦國早期軍功爵制〉,《朱紹侯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05),頁96-106。
〈秦漢簡牘與軍功爵制研究〉,《朱紹侯文集》(開封:河南大學,2005),頁181-191。
〈戰國時期各國變法與軍功爵制的確立〉,《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16-26。
〈軍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65-78。
〈漢初軍功爵制與秦代的不同〉,《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108-121。
〈東漢時期軍功爵制的恢復與沒落〉,《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152-164。
〈呂后二年賜田宅制度試探:《二年律令》與軍功爵制研究之二〉,《軍功爵制考論》(北京:商務,2008),頁242-254。
池田知久,〈中國古代的天人相關論:董仲舒的情況〉,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2006),頁46-97。
杜正勝
〈尚書中的周公〉,《周代城邦》(臺北:聯經,1985),頁157-220。
〈漢「單」結社說〉,《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1992),頁953-970。
李均明,〈張家山漢簡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頁81-93。
邢義田
〈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搞》(臺北:東大,1987),頁333-410。
〈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36-466。
〈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67-488。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天下一家》(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540-564。
〈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治國安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62-100。
〈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型態和鄉里行政〉,《治國安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49-355。
唐長孺
〈漢代社會結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19。
〈魏晉時期人口的減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0-28。
徐世虹,〈漢律中有關行為能力與責任年齡用語考述〉,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00四》,頁210-223。
徐復觀,〈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大系統的建立: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兩漢思想史》第二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頁182-269。
郝樹聲,〈武威「王杖」簡新考〉,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硏究所編《簡牘學研究》第四輯(蘭州:甘肅人民,2004),頁105-116。
高敏,〈從《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賜爵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頁60-66。
許倬雲
〈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篇》(臺北:聯經,2003),頁453-482。
〈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求古篇》(臺北:聯經,2003),頁561-585。
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一卷(北京:新華書店,1982),頁317-376。
傅斯年,〈性命古訓辯證〉,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長沙:湖南教育,2003),頁499-666。
勞榦,〈漢代的豪彊及其政治上的關係〉,《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283-304。
單先進,〈西漢「黃腸題湊」葬制初探〉,收錄於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1984),頁238-249。
曾春海,〈董仲舒的正義觀及其思想梗概〉,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所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1991),頁115-142。
楊振紅,〈秦漢〈名田宅制〉說:從張家山漢簡看戰國秦漢的土地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研究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7),頁139-167。
鄔文玲,〈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釋文補遺〉,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二00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6),頁158-172。
廖伯源
〈試論西漢諸將軍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臺北:臺灣商務,1998),頁138-203。
〈東漢將軍制度之演變〉,《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頁204-308。
劉振東,〈題湊與黃腸題湊〉,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頁607-625。
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民間秩序の構造と任俠的習俗〉,《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東京:弘文堂,1960),頁49-94。
謝桂華,〈尹灣漢墓所見東海郡行政文書考述〉,連雲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1999),頁22-45。
聶崇岐,〈漢代官俸質疑〉,《宋史叢考》上冊(臺北:華世,1986),頁162-231。
(三)、期刊
王保頂,〈儒學文化視野中的災異觀及其意義〉,《孔孟月刊》35:4(1996.12),頁22-30。
王惟貞,〈東漢章帝與外戚家族〉,《輔仁歷史學報》21(2008.7),頁1-42。王雪岩,〈漢代「三老」的兩種制度系統:從先秦秦漢的社會變遷談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2期,頁17-24。
朱紅林著,〈漢代「七十賜杖」制度及相關問題考辨:張家山漢簡《傅律》初探〉,《東南文化》,2006年4期,頁61-65。
考古研究所編輯部,〈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王杖十簡釋文〉,《考古》,1960年第9期,頁29-30。
江素卿
〈由帝紀記事較論馬班之災異思想〉,《文與哲》6(2005.6),頁97-141。
〈從《漢書・五行志》論西漢春秋學特色〉,《文與哲》7(2005.12),頁159-180。
江乾益,〈漢書五行志中之災異說探論〉,《興大中文學報》15(2003.6),頁1-19。何平立,〈兩漢天命論:皇權政治的雙刃劍〉,《上海大學學報》12:1(2005.1),頁88-94。
佐竹昭,〈中國古代的赦:中日比較之試論〉,《地域文化研究》,1981年第7期,頁1-41。
吳紅松,〈西周金文土地賞賜述論〉,《安徽農業大學學報》18:6(2009.11),頁126-129。
呂文郁
〈周代王畿考述〉,《人文雜誌》,1992年第2期,頁92-98。
〈春秋時代晉國的縣制〉,《山西師大學報》,1992年第4期,頁73-76。
杜正勝
〈「編戶齊民論」的剖析〉,《清華學報》24:2(1994.6),頁163-191。
〈眉壽與長生:中國古代生命觀念的轉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6),頁383-487。
李禹階,〈論中國外戚政治的起源及形成的歷史條件〉,《四川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頁43-51。
李增,〈董仲舒天人合一思考型態之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7(2001.6),頁209-220。李學銘
〈從東漢政權實質論其時帝室婚姻嗣續與外戚升降之關係〉,《新亞學報》9:2(1970.9),頁225-282。
〈論東漢之「事歸臺閣」與「權移外戚」〉,《新亞學報》28(2010.3),頁341-366。
李濟,〈研究中國古玉問題的新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948.1),頁179-182。
林玫玲,〈五德終始論的「命」思想及其當代意義〉,《哲學與文化》38:11(2011.11),頁83-104。東晉次,〈後漢初における皇帝支配と外戚諸王〉,《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3(1975.4),頁1-24。
洪淑湄,〈漢代之賜杖〉,《興大人文學報》33(2003.6),頁643-662。胡正之,〈「人之命在天」與先秦儒家天命觀辨析〉,《輔仁國文學報》26(2008.4),頁99-112。唐君毅,〈秦漢以後天命思想之發展〉,《新亞學報》6:2(1964.8),頁1-61。孫長祥,〈宿命與天命:墨子「非命」思想的反思〉,《哲學與文化》38:11(2011.11),頁43-57。馬冬,〈兩漢迄隋中原王朝對「四夷」的服飾賞賜〉,《西北民族論叢》6(2008),頁183-187。
張仁璽,〈西漢官僚家族致富途徑考略〉,《山東師大學報》,1997年第5期,頁41-43。
張仁璽、晁天義,〈兩漢時期皇帝賞賜考略〉,《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頁12-16。
陳文烟,〈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人」意涵〉,《輔大中研所學刊》7(1997.6),頁168-183。陳平,〈「黃腸題湊」與「題湊」略論〉,《中國文物報》2000年6月21日。
陳明光,〈漢代「鄉三老」與鄉族勢力蠡測〉,《中國社會經濟史研》,2006年第4期,頁9-13。
郭沫若,〈武威「王杖十簡」商兌〉,《考古學報》,1965年第2期,頁1-7。
陳福濱,〈論董仲舒的天道思想〉,《哲學與文化》34:10(2007.10),頁115-133。
陳麗桂,〈從天道觀看董仲舒融合陰陽與儒學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國學術年刊》18(1997.3),17-46。彭海濤,〈漢代政府對宗室的褒賞與懲罰〉,《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頁12-16。
景紅艷,〈金文所見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對「師」官的賞賜〉,《寶雞文理學院學報》30:1(2010.2),頁32-36。
程有為,〈晉國人才思想與舉用制度述論〉,《史學月刊》,1990年第3期,頁5-11。
黃士斌,〈河南偃師縣發現漢代買田約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頁17-20。
黃今言,〈漢代三老、父老的地位與作用〉,《江西師範大學學報》40:5(2007.10),頁84-88。
黃展岳,〈漢代諸侯王墓論述〉,《考古學報》,1998年第1期,頁11-34。
黃淑貞,〈試述后妃參政之影響:以西漢為例〉,《中國文化月刊》304(2006.4),頁39-57。黃盛璋,〈西周銅器中服飾賞賜與職官及冊命制度關係〉,《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1期,頁37-45。
楊希枚,〈先秦賜姓制度理論的商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1955.6),頁189-226。
楊清龍,〈兩漢災異說影響下的人君行政措施:求賢及直言極諫之士〉,《華學月刊》131(1982.11),頁41-49。楊樹藩,〈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國立政治大學學報》2(1960.12),頁223-244。董念清,〈論中國古代的赦免制度〉,《蘭州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頁93-99。
寧可,〈關於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頁21-27。
廖伯源,〈試論西漢時期列侯與政治之關係〉,《新亞學報》14(1984.8),頁123-162。趙克生,〈中國古代赦免制度的演變及其影響〉,《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頁120-121。
劉修明,〈兩漢鄉官「三老」淺探〉,《文史哲》,1984年第5期,頁32-34。
劉雅君,〈試論兩漢太子師傅制度〉,《北方論叢》224(2010.6),頁76-80。
劉德增,〈也談漢代「黃腸題湊」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頁352-356。
黎明釗,〈西漢中期之三老與豪強〉,《新史學》8:2(1997.6),頁59-91。諶中和,〈從殷商天道觀的變遷談周人尚德與殷人尚刑〉,《哲學與文化》27:11(2000.1),頁1052-1067。閻步克,〈漢武帝時「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頁120-123。
謝大寧,〈儒學的基源問題:「德」的哲學史意涵〉,《鵝湖學誌》16(1996.6),頁1-51。嚴志斌,〈商代賞賜金文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頁100-103。
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上(1951.12),頁89-143。
蘇瑩輝,〈論我國三老制度〉,《大陸雜誌》21:9(1960.11),頁11-17。顧頡剛,〈五德終始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6:1(1930.6),頁71-268。(四)、學位論文
鄔文玲,《漢代赦免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
趙萍,《春秋戰國賞賜制度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劉增貴,《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官僚化與士族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