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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林子雅
研究生(外文):Tzu-YaLin
論文名稱:清代皇帝的穿與用─以絲、瓷大運為中心
論文名稱(外文):The Textiles and the Ware for the Emperors in Qing Dynasty--A Study on the Silk and Porcelain of Dayun(大運)
指導教授:顧盼顧盼引用關係
指導教授(外文):Pan Ku
學位類別:博士
校院名稱:國立成功大學
系所名稱:歷史學系
學門:人文學門
學類:歷史學類
論文種類:學術論文
論文出版年:2015
畢業學年度:103
語文別:中文
論文頁數:244
中文關鍵詞:內務府江南三織造局景德鎮官窯絲瓷大運清代財政
外文關鍵詞: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Jiangnan Textile Tri-ManufactoriesJingdezhen official waresSilk and Porcelain of DayunQing imperial fi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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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江南三織造局與景德鎮官窯的絲、瓷大運承擔皇帝穿與用的需求。在織造局方面,清代立國基本上財政原則是戶部總管天下錢糧,在順治朝經歷了戶部與工部間的游移,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將江南三織造局吸納進內務府的組織當中,確立官員由內務府派任,錢糧的奏銷在戶部的原則。另一方面,景德鎮官窯要到三藩戰事結束後才有較大的發展,直至雍正四年(1726)以前,其官員的派遣在工部、內務府、地方官員之間游移轉化,而財政經費上康熙時期雖申令不可加派地方錢糧,但實際情況卻只是換個名目繼續行加派之實,雍正四年(1726)派遣年希堯以淮關稅務監督兼管景德鎮窯務,讓官員的派遣回到內務府系統,並以稅關稅收作大運經費,才能夠順利的年年運行。

探究乾隆皇帝對絲、瓷大運的管理,可謂是細緻的程式化管理。於乾隆十年(1745)與十二年(1747)相當接近的時序內,內務府核定了絲、瓷大運的相關則例。皇帝藝術品味的達成,更則是藉著細緻的程式化管理,尤其是原料生產的細節與經費的掌控,使絲、瓷大運更加順暢的運作。

大運的絲、瓷形制皆須按照內務府所發出的樣式加以製造。織品分為上用、官用與部派,其數量表明三局各有其側重的部分,長時期的緞疋數量變化來看,反映了實際的派辦需求,乾隆、嘉慶、道光各朝各有生產的高峰與低谷。瓷器方面,乾隆時期呈現相當穩定及成熟的發展,每年燒造規模接近三萬件,其中作為變價瓷器所佔比例,幾乎達到五成之多,乾隆七年(1742)下令,這些瓷器直接在景德鎮變賣,也產生瓷器皇權象徵意涵的討論;嘉慶對於瓷器的態度,一反乾隆時期經營御窯廠的積極,逐步減少大運瓷器的生產。以財政史的角度亦可反映清代不同皇帝,對於瓷器的興趣與愛好的程度。

在運送方面,運河及驛道皆是國家信息傳遞、物流運送的重要管道,是國家政事能順利運作的憑藉。織品大運的運送方式,康熙六年(1667)大運的水陸運形式基本上底定下來,上用緞以陸運,官用緞以水運的方式運作。瓷器大運方面,乾隆四年(1739)以前,瓷器必須要先送往淮安清點、裝佩匣座再行包裝,上色瓷器由淮安陸運送京,次色以水路送京;四年以後瓷器不經淮安轉運,幾乎皆是水運入京了,以秋、冬兩運送至內務府。運載絲與瓷的船隻,屬於官船的性質,夏末至秋天時節,為皇帝運絲、瓷入京,碰上運糧的漕船,在秋天的運河中形成繁忙趕運的景象。本文考察運輸路線,勾勒出清代絲、瓷大運的具體運輸過程。

江蘇、浙江兩省為國家賦稅重地,九江關亦為全國內陸稅收第一的稅關,在清代皆為重要的國家財政稅收。清代皇帝將絲、瓷大運的財政體系,建構於全國稅收最為重要之處,確保每年絲、瓷用品源源不絕的供應。對於皇帝而言,內務府更不需要為了絲、瓷大運辦理,額外動用屬於皇帝的廣儲司銀庫存銀,乃是透過絲、瓷的大運過程,以看似合理化且制度性的將本屬於戶部的地丁銀兩、關稅盈餘銀兩挪移出來,作為滿足皇室生活用度以及藝品所需。過去從藝術史或宮廷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讓我們得以了解皇帝個人藝術品味與宮廷文化之影響力,本文則補充財政史的視角,藉由研究清代絲、瓷大運的整體運作過程,分析清代江南三織造局與景德鎮官窯之機構與制度形成,達到理解清代皇帝穿與用背後,所代表的內務府之皇室事務運作方式與清代國家財政之關係。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 were major sources of national tax revenue, and the Jiujiang Guan(九江關) also collected the maximum of tax in Qing inland territory. The emperors implemented the fiscal system of Dayun in the most crucial locations of national tax collection to ensure the constant supply of silk and porcelain every year. For the Qing emperors, instead of using the deposit silver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for the silk and porcelain, the emperors employed a seemingly fair system of the Dayun to transfer the land-head tax and customs duties belonging to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for the expenditure of the royal arts and crafts. Previous researches adopt the methods of art history or cultural studies on the court wares to illustrate the emperors’ tastes for art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court culture. This study weighs in with a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finances to fathom a relationship embodied in the textiles and the wares of the emperor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represent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royal household, and the national fiscal system of Qing Dynasty.
目 錄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17
第一章 江南三織造局之沿革與職責 20
前言 20
第一節 織局的沿革 20
第二節 織造官員的派任與內務府 33
第三節 大運制度之展開 37
小結 49
第二章 江南三織造局之織品大運 52
前言 52
第一節 大運織品數量及內容 52
第二節 織品大運與國家財政 61
第三節 織品大運之運送路線 74
小結 81
第三章 江南三織造局與新疆絲綢貿易─以乾隆朝為中心 84
前言 84
第一節 新疆絲綢貿易的背景及展開 84
第二節 新疆貿易的織品內容及收益 89
第三節 新疆貿易與國家財政 97
小結 100
第四章 景德鎮官窯的沿革與職責 102
前言 102
第一節 清代以前的景德鎮官窯 106
第二節 清代前期的景德鎮官窯 113
第三節 瓷器大運制度之確立 122
小結 129
第五章 景德鎮官窯的瓷器大運 131
前言 131
第一節 瓷器大運與九江關稅收 132
第二節 瓷器大運之運送與路線 140
第三節 瓷器大運燒造數量與變價 144
小結 157
結論 159
參考文獻 166
附錄 185


壹、中文部分
一、史料

檔案及官方史料

1.(明)宋濂等撰、楊家駱主編,《元史》,台北:鼎文書局,1981。
2.(明)李東陽等奉敕撰、申時行等奉敕重修,《大明會典》,台北,國風出版社,1963。
3.(明)徐學聚編,《國朝典彙》,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天啟間(1621-1627)刊本。
4.(清)允祿等纂,《皇朝禮器圖示》,台北:世界書局,1986。
5.(清)伊桑阿等纂,《大清會典(康熙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93。
6.(清)崑岡等奉敕著,《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北京:中華書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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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 雜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摺所藏微捲影印,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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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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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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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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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筆記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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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明)沈節甫編,《紀錄彙編》,台北:民智出版社,1965。
41.(明)鄭曉撰,李致忠點校,《今言》,北京:中華書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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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清)朱琰,《陶說》,收錄於(清)梁同書等撰,《陶瓷譜錄》上,台北:世界書局,2009。
44.(清)李銘皖、譚鈞培修,馮桂芬纂,《同治蘇州府志》,中國地方誌集成,江蘇府縣志輯,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45.(清)姚元之撰,《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46.(清)凌壽祺纂,《滸墅關志》,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5》,上海:上海書店,1992。
47.(清)孫珮,《蘇州織造局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59。
48.(清)陳淯等修、鄧熝等纂《浮梁縣志》(清康熙二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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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清)黃之雋等撰,《江南通志》,台北:京華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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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清)慶桂等編纂,《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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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王利器編,《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58.江蘇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上海:三聯書店,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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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按著者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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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6.(美)羅友枝著,周衛平等譯,《清朝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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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業鍵,《清代田賦芻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6.丘光明,《中國古代度量衡》,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17.史景遷著,陳引馳等譯,《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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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何炳棣著,徐泓譯注,《明清社會史論》,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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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李國禎、郭演儀,《中國名瓷工藝基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28.李潛龍,《明清經濟探微初編》,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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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31.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2.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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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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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刊論文(按著者筆畫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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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宋伯胤,〈陶人「唐英」的「知陶」與「業陶」-試論唐英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4期,1997,頁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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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走進科學編輯部編著,〈皇帝的新衣〉,《走進科學》,第5期,2008年。網址http://doc.qkzz.net/article/a790ed22-6d3d-4c80-9c23-a5d2a96bd8b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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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林永匡、王熹,〈清代鹽商與皇室〉,《史學月刊》,第3期,1988,頁17-25。
30.祁美琴,〈內務府包衣世家高氏考〉,《清史研究》,第2期,2000,頁1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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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范金民,〈明清蘇杭官民營絲織業關係論〉,《南京大學學報》,第2期,1988,頁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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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范瑛,〈近代中國傳統手工業城市衰落略論─以景德鎮為例〉,《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4期,2007,頁139-143。
35.韋慶遠,〈江南三織造與清代前期政治〉,《史學集刊》,第3期,1992,頁42-50。
36.韋慶遠、吳其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興衰〉,《歷史研究》,第3期,1981,頁12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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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梁淼泰,〈清代景德鎮大運瓷器的名數〉,《南昌大學學報》,第33卷第2期,2002,頁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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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許檀,〈清代前期的九江關及期商品流通〉,《歷史檔案》,第1期,1999,頁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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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陳國棟,〈清代前期粵海關的稅務行政(1684-1842)〉,《食貨月刊》,第11卷,第10期,1982,頁46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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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陸明華,〈明清景德鎮督陶官及其制度的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文化遺產研究集刊》,第2輯,2001,頁2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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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嵇若昕,〈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第一屆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10月,頁1-47。
61.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1期,1996,頁94-106。
62.彭澤益,〈清代前期江南織造的研究〉,《歷史研究》,第4期,1963,頁91-116。
63.彭澤益,〈清代財政管理體制與收支結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學報》,第2期,1990,頁48-59。
64.彭濤,〈明代宦官政治與景德鎮的陶政〉,《南方文物》,第2期,2006,頁114-120。
65.鈔曉鴻、鄭振滿,〈二十世紀的清史研究〉,《歷史研究》,第3期,2003,頁144-179。
66.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穫〉,《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紫禁城;香港:兩木出版社,1987,頁118-130。
67.楊伯達,〈從檔案管窺清代官窯的盛衰〉,收入《中國古代藝術文物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頁129-144。
68.楊國楨,〈十六世紀東南中國與東亞貿易網絡〉,《江海學刊》,第4期,2002年,頁13-21。
69.萬明,〈明前期海外政策簡論〉,《學術月刊》,第3期,1995年,頁96-101。
70.董建中,〈耗羨歸公的制度化進程〉,《清史研究》,第4期,2000,頁50-58。
71.劉小萌,〈旗籍朝鮮人安氏的家世與家事〉,《清史研究》,第4期,2013,頁1-19。
72.劉序楓,〈財稅與貿易:日本「鎖國」期間中日商品交易之展開〉,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上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1999,頁275-318。
73.劉淼,〈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輸出〉,《考古》,第4期,2012年,頁84-91。
74.劉新園,〈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明初與永樂官窯瓷器之研究〉,《鴻禧文物》,創刊號,1996,頁1-40。
75.劉新園、白焜,〈高嶺土史考─兼論瓷石、高嶺與景德鎮十至十九世紀的製瓷業〉,《中國陶瓷,第7期,1982》,頁141-170。
76.劉靜敏,〈清代官方陶政制度初探〉,收入黃永川主編,《茹古涵今:國立歷史博物館短篇論文選刊》,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頁107-149。
77.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頁39-57。
78.蔣兆成,〈清代官營杭州絲織工業的生產方式與經營管理〉,《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3期,頁93-103。
79.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第3期,1987,頁98-101。
80.賴惠敏,〈乾隆年間的鹽商與內帑〉,馮明珠主編,《盛清社會與楊州研究》,台北:遠流出版社,2011,577-611。
81.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當鋪與發商生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8期,1997,頁135-175。
82.賴惠敏,〈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內務府與商人〉,《新史學》,第13卷,第1期,2002,頁71-133。
83.賴惠敏,〈清代內務府檔案資料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2期,1991,頁155-157。
84.賴惠敏,〈清代宮廷史數據庫的建立與運用〉,故宮博物院編,《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91-108。
85.賴惠敏,〈清乾隆朝內務府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1期,2003年,頁101-134。
86.賴惠敏,〈清乾隆朝的稅關與與皇室財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6期,2004,頁53-103。
87.賴惠敏,〈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清代硃批奏摺財政類〉微卷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2期,1996,頁101-105。
88.賴惠敏,〈寡人好貨:乾隆帝與姑蘇繁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頁185-233。
89.賴惠敏,〈蘇州的東洋貨與市民生活(1736-1795)〉,《近史所集刊》,第63期,2009,頁1-48。
90.薛瑞祿,〈清代養廉銀制度簡論〉,《明清史論叢》,第5輯,1984,頁139-157。
91.羅永平,〈江蘇絲綢史話〉,《江蘇絲綢》,2012年第4期,頁3-10。
92.羅麗達,〈清初國家財政利益上的宮府之爭及趙申喬的遭遇〉,《新史學》,第6卷,第3期,1995,頁29-60。
93.羅麗馨,〈明代蘇州織染局〉,《興大歷史學報》,第1期,1991,頁91-111。
94.羅蘇文,〈景德鎮:中國瓷業的近代印跡─商品瓷與職業化經營的變遷〉,《史林》,第1期,2007,頁53-77。

四、學位論文
1.王士銘,《既是官員也是奴才:乾隆朝長蘆鹽政》,埔里: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2.余珮瑾,《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台北: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3.吳靜芳,《清代前期巡視兩淮鹽政官員之研究(1645-1830)》,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04。
4.覃瑞南,《清高宗御製工藝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2。
5.黃麗君,《皇帝及其包衣奴才:論清代皇權與內務府官僚體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4。

五、工具書
1.何英芳編,《清史稿紀表人名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96。
2.李鵬年等編著,《清代六部成語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3.杜連喆、房兆楹編,《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台北:鼎文出版社,1973。
4.汪慶正編,《簡明陶瓷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
5.沈起煒、徐光烈編,《中國歷代職官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
6.祝鴻熹、洪湛侯主編,《文史工具書詞典》,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7.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文獻檔案總目》,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社。
8.華世出版社編訂,《中國歷史紀年表》,台北:華世出版社,1978。
9.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86。
10.錢實甫編,《清代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
11.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海: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

六、電子資料庫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史館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全文資料庫」。
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內務府奏銷檔案全文資料庫」。
3.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
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人名權威資料庫」。
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
7.北京故宮博物院,「數字資料館網站」。
8.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
9.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典藏資料檢索系統」。

貳、外文部分

一、英文

(一)專書
1.C.J.A. 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Lange:Uitgeverij Martinus Nijhoff,1982.
2.Preston M. Torbert, 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ation,1662-179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3.Rosemary E. Scott(ed.),The Porcelain of Jingdezhen,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1991.
4.S.J. Vainker,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London:British Museum Press,1991.
5.Schuyler Van Rensselaer Cammann, China’s Dragon Robes,New York:Ronald Press,1952.
6.T.Volker,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Leiden,Holland,1971.

二、日文

(一)專書(按著者筆畫順序排列)
1.「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編集委員会,《明清時代の法と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
2.安部健夫,《清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1。
3.岸本美緒,《清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社,1997。
4.佐久間重男,《景德鎮窯業史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99。
5.佐口透,《18-19世紀東トルキスタン社会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6.佐伯富,《清代鹽政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56。
7.佐伯富,《中國史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71。
8.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
9.松村潤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編纂委員会,《清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4。
10.千葉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変貌》,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6。
11.濱下武志,《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報告,1989。

(二)期刊論文(按著者筆畫順序排列)
1.吉田光邦,〈景德鎮の陶磁生產と貿易〉,收錄於藪內清、吉田光邦編,《明清時代の科學技術史》,京都: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1970,頁570-579。
2.金沢陽,〈明代景徳鎮民窯磁器の全国市場:明代後期徽商の活動といくつかの陶磁需要について〉,《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第10號,2004,頁33-42。
3.金沢陽,〈明代景德鎮民窯制品の販路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輯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885-902。
4.荒井幸雄,〈監陶官の上奏文について〉,《東洋陶瓷》,vol.7,1977-81,頁79-113。
5.香坂昌紀,〈清代における關稅贏余銀兩制定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14號,1965,頁44-55。
6.香坂昌紀,〈清代滸墅關の研究Ⅰ〉,《東北學院大學論集 歷史學 地理學》,第3號,1972,頁1-44。
7.香坂昌紀,〈清代滸墅關の研究Ⅱ〉,《東北學院大學論集 歷史學 地理學》,第5號,1975,頁1-45。
8.香坂昌紀,〈清代滸墅關の研究Ⅲ〉,《東北學院大學論集 歷史學 地理學》,第13號,1983,頁69-110。
9.香坂昌紀,〈清代滸墅關の研究Ⅳ〉,《東北學院大學論集 歷史學 地理學》,第14號,1984,頁63-110。
10.香坂昌紀,〈雍正年間の關制改革とその背景〉,《東北大學東洋史論集》,第5輯,1992,頁192-234。
11.佐伯富,〈清代新疆における玉石問題〉,《史林》,第53卷,第5号,頁27-54。
12.森田明,〈清代の奏摺制度と駅逓制-福建の「千里馬」を中心として〉,《人文研究》,第36卷,第9分冊,1984,頁537-556。
13.星斌夫,〈清代の駅伝制度の特質について〉,《東洋大学文学部紀要》,第35集史学科編Ⅶ,1981,頁1-24。
14.滝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年間における官僚と鹽商—兩淮鹽引案を中心として(一)〉,《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15期,1986,頁83-106。
15.滝野正二郎,〈清代乾隆年間における官僚と鹽商—兩淮鹽引案を中心として(二)〉,《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22期,1994,頁1-17。
16.劉序楓,〈清日貿易の洋銅商について-乾隆~咸豐朝の官商‧民商を中心 〉,《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5號,1986,頁107-152。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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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3. 賴惠敏,〈清代內務府檔案資料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2期,1991,頁155-157。
2. 82. 賴惠敏,〈從高樸案看乾隆朝的內務府與商人〉,《新史學》,第13卷,第1期,2002,頁71-133。
3. 謝安琪,〈從創意工業談英國的文化政策〉,《文化視窗》,2001年7月,第31期。
4. 81. 賴惠敏,〈乾隆朝內務府的當鋪與發商生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8期,1997,頁135-175。
5. 77. 蔡和璧,〈監督官、協造與乾隆御窯興衰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21卷第2期,2003,頁39-57。
6. 61. 嵇若昕,〈試論清前期宮廷與民間工藝的關係-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兩件嘉定竹人的作品談起〉,《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1期,1996,頁94-106。
7. 51. 陳國棟,〈清代內務府包衣三旗人員的分類及其旗下組織-兼論一些有關包衣的問題〉,《食貨月刊》,第12卷,第9期,1982,頁325-340。
8. 48. 陳國棟,〈怡親王、雍正皇帝以及內務府造辦處〉,《故宮文物月刊》,第358期, 2013,頁36-45。
9. 44. 莊吉發,〈錐拱雕鏤‧賦物有象一唐英督陶文獻〉,《故宮文物月刊》,第129期,頁62-71。
10. 24. 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第17卷,第4期,2006,頁217-253。
11. 簡後聰,〈文化的傳承與再生〉,《文化視窗》,第四期,1998年9月。
12. 23. 宋伯胤,〈陶人「唐英」的「知陶」與「業陶」-試論唐英在中國陶瓷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故宮學術季刊》,第14卷第4期,1997,頁65-84。
13. 21. 吳相湘,〈內務府檔案中的乾隆服飾〉,《大陸雜誌》,第3卷第9期,1951,頁14-16。
14. 20. 吳兆清,〈論清代內務府當鋪之興衰〉,《故宮學術季刊》,第16卷,第2期,1998,頁79-108。
15. 劉新圓,〈政府應積極振興文化產業〉,《國家政策論壇》,2001年5月,第一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