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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濮家和
研究生(外文):Pu, Chia-Ho
論文名稱:合情合理:華人職場做人行動之初探研究
論文名稱(外文):He-Qin-He-Li (sensible and reasonabl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erson-making” in context of workplace in Chinese society
指導教授:黃宗堅黃宗堅引用關係
指導教授(外文):Huang, Tsung-Chain
學位類別:碩士
校院名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系所名稱:輔導與諮商學系所
學門:社會及行為科學學門
學類:心理學類
論文種類:學術論文
論文出版年:2015
畢業學年度:103
語文別:中文
論文頁數:222
中文關鍵詞:做人合情合理職場人際關係自我調整華人本土心理學
外文關鍵詞: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He Qin He Li (sensible and reasonable)Person-makingSelf-adjustmentWorkpla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相關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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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討華人職場脈絡中,「做人」行動的意義與自我調整策略。本研究採用符號互動論作為方法論,並依據紮根理論之研究程序進行資料分析。透過訪談五位來自不同領域之中、高階主管對「做人」的想法、經驗與觀察,本研究發現,「做人」行動具有「相互與自發」、「拿捏與兼顧」與「修養與超越」三個層次的意義。這三種意義顯示,在職場中,華人透過「做人」,使得同事之間的人際互動不會太過拘泥於各自的角色義務、而帶有更多自發性的成份,也使得上司下屬間不再僅僅是單向的服從、而存在著相互的尊敬與照應;而職場中的「做人」,也是兩種不同的人際行動策略,對外、在事件處理上,做人展現為拿捏、兼顧的技藝,藉此個人得以謀得最為平衡、完滿的結果,而對內、在後設人格的層面上,做人是一種修養、超越的作為,個人透過改善內在性格不足之處、以及落實內心信奉的價值,讓自己在做人上更臻理想,甚至反過來對周圍環境發生影響。

  而關於做人行動的自我調整,本研究發現華人在職場脈絡中,是依循著「合情」、「合理」兩大原則來調整自身的做人行動。在自己與他人的「需求與情緒」方面,「合情」強調的是個人既不能因為照顧別人而忽略自己、也不能只照顧自己而無視他人,必須在「關懷」與「坦白」之間取得平衡;而在面對「原則與規範」時,個人則透過平衡「公正」(嚴格堅守)與「變通」(彈性調整)以達致「合理」。由此,衍伸出做人的四個自我調整向度:關懷、坦白、公正與變通,能夠在四者間平衡、而臻合情合理的做人行動,是理想的做人類型。

  除了理想的「合情合理」做人類型之外,本研究尚發現四種「未臻合情合理」之做人類型,這四種類型在做人上各有需要調整的方向:「濫好人」(宜增加坦白、變通)、「偏私虛假」(宜增加坦白、公正)、「自私自利」(宜增加關懷、公正)與「計較追究」(宜增加關懷、變通)。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對於未來研究與輔導、諮商實務工作之相關建議。

  This thesis aims at exploring the meaning and self-adjustment of “person-making” action in context of Chinese society.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s chosen as methodology, and grounded theory is applied as data analysis process. The data are collected by interviewing 5 junior and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of profession, concerning their experiences, thoughts, and observations about the “person-making” action taken place in their workplac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s, the meaning of person-making was found i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1) reciprocity and spontaneity, (2) balancing and both-taking, (3) self- cultivat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first level of meaning implies, the action of person-making enables Chinese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more spontaneity with their co-workers, and more reciprocally (rather than submissively) with their supervisors. The other two levels of meaning portray person-making as two interpersonal strategies of interaction. In terms of event handling, the “outer” strategy, person-making is the art of balancing and deliberating, in order to achieve a both-taking and satisfactory outco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ner” strategy, referring to the meta or personality aspect, person- making is a way of self-cultivation. By person-making, that is, dealing with one’s insufficiency in one’s own personality, and putting one’s values and beliefs into practice, a person can be of fine characters, and even make a change in the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findings about the self-adjustment of person-making show that “Sensibleness” (He Qin) and “Reasonableness” (He Li) are two major principles of person-making which the Chinese may consider in the workplac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he He Qin (sensibleness) principle means not neglecting one’s self just to take after others, or putting one’s self to total care while disregarding others. The expression of one’s own needs and emotions (being frank) should be balanced with the response to others’ (being caring). And the conformity to He Li (reasonableness) principle represents as the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persistent (being just) and flexible (being sophisticated) attitude to rules or norms. Consequently, there are four dimensions of self-adjustment: being caring, being frank, being just, and being sophisticated; furthermore, an action, which well coordinates these four dimensions, is the ideal type of person-making, regarded as being He-Qin-He-Li (sensible and reasonable).

  In addition to the ideal type of person-making: “He-Qin-He-Li,” there are four more types of person-making, which are beneath sensible or reasonable and need to be adjusted: (1) “Yes-man” (need to be more frank and sophisticated), (2) “Hypocrite” (need to be more frank and just), (3) “Egoistic” (need to be more caring and just), and finally, (4) “Emotion- less” (need to be more caring and sophisticated). At last, the 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s about the findings were made,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was also included.

【目 次】
中文摘要……………………i
英文摘要…………………ii
致謝辭………………………iv
目次…………vi
表次………………………viii
圖次…………ix

第一章 緒論………………1
第二章 概念脈絡………7
 第一節 華人職場中的做人現象……………………………7
 第二節 關係取向的職場人際互動………………………18
 第三節 做人行動的自我調整………………………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43
 第一節 研究取向與方法………………………43
 第二節 研究參與人員…………47
 第三節 研究程序…………………50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研究品質………………57
 第五節 研究倫理…………………64
第四章 研究結果…………………69
 第一節 做人行動的意義………………………69
 第二節 做人行動的自我調整策略:合情與合理………………98
 第三節 未臻合情合理的做人類型………………………152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175
 第一節 研究結論…………………175
 第二節 綜合分析與討論………………………178
第六章 研究限制、建議與反思…………………………204
 第一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204
 第二節 研究反思………………210
參考文獻……………………215
附錄…………223

【表次】
表1-1 華人本土心理學領域「做人」研究整理………5
表2-1 職場人際行為特色與相關本土心理概念對照表………19
表2-2 華人職場人際互動特色與商管雜誌中做人禁忌對照表………………27
表2-3 彭泗清的四種做人類型……………………33
表2-4 曹晏禎的做人類型…………37
表3-1 受訪者基本資料………………49
表3-2 各次訪談日期列表…………54
表3-3 初始編碼操作實例…………58
表3-4 聚焦編碼操作實例…………59
表3-5 受訪者回覆之資料分析檢核結果…………………63
表3-6 受訪者回覆之逐字稿檢核結果與資料分析檢核結果…………………64
表5-1 具備整合性之三層次做人行動意義探討……………………179
表5-2 學界研究與本研究探究做人意義層次之對照……………180

【圖次】
圖3-1 研究程序圖……………………52
圖3-2 2014/6/2當日製作之備忘錄……………………61
圖5-1 四向度關係圖示:關懷和坦白、公正和變通互為相對…………192
圖5-2 做人行動調整模式可能的一種呈現方式:直角座標系…………195
圖5-3 以「反向直角座標系」呈現的做人行動調整模式…………………196
圖5-4 做人行動的分類…………199
圖6-1 做人類型與孔、孟、老、莊思想對照圖……………………213

【中文部份】
Charmaz, K. (2009)。建構紮根理論(顏寧、黃詠光、吳欣隆譯)。臺北市:五南。(原著出版年:2006)
Cuff, E. C., Sharrock, W. W., &; Francis, D. W. (2002)。特新社會學理論的觀點(林秀麗、林庭瑤、洪惠芬譯)。臺北市:韋伯。(原著出版年:2000)
Hsu, F. L. K. (許烺光) (1988)。中國人與美國人(徐隆德譯)。臺北市:巨流。(原著出版年:1953年)
Neuman, W. L. (2002)。當代社會學研究:質化與量化途徑(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邱怡薇譯)。臺北市:學富。(原著出版年:2000年)
Pye, L. W. (1988)。中國政治的變與常 (胡祖慶譯)。臺北市:五南。(原著出版年:1981年)
Rogers, C. (1990)。成為一個人(宋文里譯)。臺北市:桂冠。(原著出版年:1961年)
Satir, V., Gomori, M., &; Gerber, J. (1998)。薩提爾的家族治療模式(林沈明瑩、陳登義、楊蓓譯)。臺北市:張老師。(原著出版年:1991)
Strauss, A., &; Corbin, J. (2001)。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吳芝儀、廖梅花譯)。嘉義市:濤石。(原著出版年:1998)
Walder, A. G. (1996)。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原著出版年:1986)
王服清、戴鈞宏、李怡玲(2010)。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解析:以醫藥法下的醫療業務行為為中心。醫事法學,17(1),53-75。
王偉達(David L. Wank)(2011)。從侍從主義關係到貪汙網絡:特殊主義在中國市場經濟下的轉變。當代中國研究通訊,16,37-38。
王智弘(1994)。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之倫理問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17,95-121。
王叢桂、羅國英(2007)。華人管理者與情緒智能講師對情緒智能之認知差異。本土心理學研究,27,231-297。
王叢桂、羅國英(2008)。華人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的認知:性別與世代的差異。應用心理研究,39,215-251。
台灣心理學會(2013)。心理學專業人員倫理準則。2014年12月1日,取自:http://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48/pta_27194_9977502_83575.pdf
台灣輔導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諮商學會專業倫理守則。2014年12月1日,取自: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_001.html
先學做人,才好做事:想要平日好交情,做事一點靈,你得要懂(2011年6月)。優渥誌,22,6-31。
先學做人,才好做事2:做人就是懂得貼心、不計較,更是給人溫暖的修養(2012年5月)。優渥誌,33,8-37。
何友暉(1999)。人際情感與人情。本土心理學研究,12,181-187。
余英時(1976)。史學與傳統。臺北市:時報。
余德慧(1991)。中國社會的人際苦痛及其分析。載於楊中芳、高尚仁(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頁291-362)。臺北市:遠流。
余德慧、陳斐卿(1996)。人緣:中國人舞台生活的秩序。本土心理學研究,5,2-46。
吳佳煇、林以正(2005)。中庸思維量表的編製。本土心理學研究,24,247-300。
吳宗祐、徐瑋伶、鄭伯壎(2002)。怒不可遏?或忍氣吞聲?華人企業中主管威權領導行為與部屬憤怒情緒反應的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9,3-49。
利翠珊(2008)。華人婚姻品質的維繫:衝突與忍讓的中介效果。本土心理學研究,29,77-116。
李亦園(1992)。文化的圖像(上)、(下)。臺北市:允晨。
李敏龍、楊國樞(1998)。中國人的忍: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0,3-68。
沈毅(2005)。人緣取向:中庸之道的人際實踐:對中國人社會行為取向模式的再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5,130-137。
周婉茹、周麗芳、鄭伯壎、任金剛(2010)。專權與尚嚴之辨:再探威權領導的內涵與恩威並濟的效果。本土心理學研究,34,223-284。
金耀基(1988)。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載於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頁 75 -122)。臺北市:桂冠。
胡幼慧(2008)。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臺北市:巨流。
祝康偉(2007年1月)。成功必修課:學做人。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76,50-59。
馬慶強(1997)。中國人之感性與認知方面的道德發展:一個七階段發展理論。本土心理學研究,7,166-212。
張志學(2001)。人情在中國人社會互動中的表現:一項關鍵事件的研究。載於楊中芳(主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一個人際交往的觀點(頁247-267)。臺北市:遠流。
張志學、楊中芳(2001)。關於人情概念的一項研究。載於楊中芳(主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一個人際交往的觀點(頁223-246)。臺北市:遠流。
張盈霏(2004)。論教師裁量權之行使與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認定。學校行政,29,150-159。
張滿玲、鍾昆原 、劉思怡(2012)。公堂揚善,暗室規過:個人喜歡和社會歡迎的人情世故。教育與心理研究,35(2),29-54。
張滿玲、鍾昆原(2011)。正義與情理:偏袒與重才的人事決定對主管的公正及人情評價之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3(3),349-370。
張德勝(1989)。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臺北市:巨流。
曹晏禎(2010)。關於做人:華人的認知結構初探(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高雄市。
畢恆達(2005)。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論文寫作的枕邊書。臺北市:學富。
許詩淇、黃囇莉(2009)。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角色義務對親子衝突與親子關係之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1(3),295-317。
陶希聖(1983)。孝道與孝行研討會發言紀錄。載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孝道與孝行研討會論文集(頁19-22)。臺北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陳舜文(1999)。“仁”與“禮”:台灣民眾的家庭價值觀與工作態度。應用心理研究,4,205-227。
彭泗清(1993)。中國人「做人」的概念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2,297-313。
彭泗清(1997)。中國人真的對人不對事嗎?。本土心理學研究,7,340-356。
費孝通(1948)。鄉土中國。北京市:三聯書店。
黃光國(1985)。人情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載於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頁289-318)。臺北市:桂冠。
黃光國(1998)。兩種道德:臺灣社會中道德思維研究的再詮釋。本土心理學研究,9,121-175。
黃囇莉、許詩淇(2006)。虛虛實實之間:婆媳關係的和諧化歷程與轉化機制。本土心理學研究,25,3-45。
楊中芳(1991)。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載於楊中芳、高尚仁(主編),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頁93-145)。臺北市:遠流。
楊中芳(1999)。人際關係與人際情感的構念化。本土心理學研究,12,105-179。
楊中芳(2001a)。一個中國人人際交往的釋義系統。載於楊中芳(主編),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一個人際交往的觀點(頁87-102)。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楊中芳(2001b)。中國人的世界觀 : 中庸實踐思維初探。載於楊中芳(編著),如何理解中國人:文化與個人論文集(頁269-287)。臺北市:遠流。
楊中芳(2010)。中庸實踐思維體系探研的初步進展。本土心理學研究,34,3-96。
楊宜音(2000)。“自己人”:一項有關中國人關係分類的個案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13,277-322。
楊國樞(1992)。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臺北市:桂冠。
楊國樞(1997)。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本土心理學研究,8,75-120。
楊國樞、葉明華(2005)。家族主義與泛家族主義。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臺北市:遠流。
葉光輝(2009)。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32,101-148。
葉紹國(1996)。道德推理中關懷導向與正義導向思考之區辨及其在中國社會實踐的特徵。本土心理學研究,5,264-311。
樊景立、鄭伯壎(2000)。華人組織的家長式領導:一項文化觀點的分析。本土心理學研究,13,126-180。
蔡震榮(1996)。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探討。東海法學研究,10,43-59。
賴丕仁(2002)。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2014年10月17日,取自: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188,&;job_id=28625&;article_category_id=219&;article_id=13884
蘇詠絮、張滿玲、鍾昆原(2013)。從辯證觀看華人成年初期的子女對父母的自我揭露。應用心理研究,58,15-65。

【英文部份】
Bachof, O. (1955). Beurteilungsspielraum, Ermessen und unbestimmter Rechtsbegriff im Verwaltungsrecht. Juristenzeitung, 10, 97-102.
Bockover, M. I. (1995). The concept of emotion revisited: A critical synthesis of western and Confucian thought. In J. Marks &; R. T. Ames (Eds.), Emotions in Asian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Bond, M. H., Leung, K., &; Wan, K. C.. (1982). How Does Cultural Collectivism Operate?: The Impact of Task and Maintenance Contributions on Rewar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3, 186-200,
Bond, R., &; Smith, P.B. (1996). Culture and conformity: A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using Asch’s (1952, 1956) line judgment ta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1), 111-137.
Briers, Stephen. (2012). Psychobabble: Exploding the Myths of the Self-Help Generation. New York: Pearson.
Chen, C. C.(陳昭全), &; Farh, J. L.(樊景立) (2010). Developments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leadership: Paternalism and its elaborations, moderations, and alternatives. In M. H. Bond (Ed.),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599-62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n, S. W. &; Chou, S. H. (2003). Effects and styles of self-presentation in achievement ev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Manila, Philippines.
Chou, W. J. (周婉茹), &; Cheng, B. S. (鄭伯壎) (2014). Opening the Black Box: A Two-Dimensional Model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Task Performance.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8. doi:10.6129/CJP.20140619
Cooley, C. H. (1909).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New York: C. Scribner's.
Dey, I. (1999). Grounding ground theor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Eisenberg, E. M., &; Witten, M. G. (1987). Reconsidering openness i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2(3), 418-426.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Gao, G., &; Ting-Toomey, S. (1998).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 Thousand Oaks, CA: Sage.
Greenwald, A. G., &; Pratkanis, A. R. (1984). The self. In R. S. Wyer &; T. K. Srull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pp. 129-178). Hillsdale, New Jersey: Erlbaum.
Hsu, F. L. K. (許烺光) (1971). Eros, affect and pao. In F. L. k. Hsu (Ed.), Kinship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su, F. L. K. (許烺光)(1985).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 J. Marsella, G. DeVos,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Hu, H. C. (胡先縉) (1949). Emotions, real and assumed, in Chinese socie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Hwang, K. K. (黃光國)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5-974.
Irwin, A., &; Wynne, B. (2004). Misunderstanding science? the public re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ung, K.(梁覺), Lind, E. A.. (1986).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ulture: Effects of culture, gender, and investigator status on procedur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6), 1134-1140.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Lun, V. M. (2012). Harmonizing conflicting views about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In X. Huang, M. Harris Bond (Eds.) , Handbook of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tegrat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467-479). Northampton, MA, U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Miller, J. G. (1994).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morality of caring: Individually oriented versus duty-based interpersonal moral code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28, 3-37.
Ogilvie, D. M. (1987). The Undesired Self: A Neglected Variable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2), 379-385.
Sampson, E. E. (1985).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dentity: Toward a revised concept of personal and social order.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203-1211.
Schoenhals, Martin. (1993). Paradox of Power in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ddle School.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Stricker, G. (1982). Ethical issues in psychotherapy research. In M. Rosenbaum. (Ed.), Ethics and values in psychotherapy: A guidebook (pp. 403-424). New York: Free Press.
Trubisky, P., Ting-Toomey, S., Lin, S. L.. (1991).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self-monitoring on conflict sty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5(1), 65-84.
Tu, W. M. (杜維明) (1985).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ei, M., Su, J. C., Carrera, S., Lin, S., &; Yi, F. (2013). Sup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0(4), 625-633.
Yang, C. F. (楊中芳) (2006).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the Self: Towards a Person-Making Perspective. In Uichol Kim, Kuo-Shu Yang, Kwang-Kuo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327-356). New York: Springer.
Yeh, K. H., &; Bedford, O. (2004). Filial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2), 13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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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服清、戴鈞宏、李怡玲(2010)。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解析:以醫藥法下的醫療業務行為為中心。醫事法學,17(1),53-75。
2. 王服清、戴鈞宏、李怡玲(2010)。不確定法律概念與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解析:以醫藥法下的醫療業務行為為中心。醫事法學,17(1),53-75。
3. 王智弘(1994)。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之倫理問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17,95-121。
4. 王智弘(1994)。諮商與心理治療研究之倫理問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17,95-121。
5. 王叢桂、羅國英(2007)。華人管理者與情緒智能講師對情緒智能之認知差異。本土心理學研究,27,231-297。
6. 王叢桂、羅國英(2007)。華人管理者與情緒智能講師對情緒智能之認知差異。本土心理學研究,27,231-297。
7. 王叢桂、羅國英(2008)。華人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的認知:性別與世代的差異。應用心理研究,39,215-251。
8. 王叢桂、羅國英(2008)。華人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的認知:性別與世代的差異。應用心理研究,39,215-251。
9. 何友暉(1999)。人際情感與人情。本土心理學研究,12,181-187。
10. 何友暉(1999)。人際情感與人情。本土心理學研究,12,181-187。
11. 余德慧、陳斐卿(1996)。人緣:中國人舞台生活的秩序。本土心理學研究,5,2-46。
12. 余德慧、陳斐卿(1996)。人緣:中國人舞台生活的秩序。本土心理學研究,5,2-46。
13. 吳佳煇、林以正(2005)。中庸思維量表的編製。本土心理學研究,24,247-300。
14. 吳佳煇、林以正(2005)。中庸思維量表的編製。本土心理學研究,24,247-300。
15. 吳宗祐、徐瑋伶、鄭伯壎(2002)。怒不可遏?或忍氣吞聲?華人企業中主管威權領導行為與部屬憤怒情緒反應的關係。本土心理學研究,1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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