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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洪觀智
研究生(外文):Kuan-Chih Hung
論文名稱:《羣書治要》史部研究——從貞觀史學的致用精神談起
論文名稱(外文):The Pragmatism of Historiography in Zhen Guan Period: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Part of Qunshu Zhiyao
指導教授:張蓓蓓張蓓蓓引用關係
指導教授(外文):Pei-Pei Chang
口試委員:張素卿閻鴻中
口試日期:2015-05-21
學位類別:碩士
校院名稱:國立臺灣大學
系所名稱:中國文學研究所
學門:人文學門
學類:中國語文學類
論文種類:學術論文
論文出版年:2015
畢業學年度:103
語文別:中文
論文頁數:211
中文關鍵詞:羣書治要貞觀史學致用魏徵唐太宗
外文關鍵詞:Qunshu ZhiyaoHistoriography in Zhen Guan periodPragmatismWei ZhengEmperor Taizong
相關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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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與「歷史」二者密切相關,是貞觀思潮的重要內涵。貞觀史學素有鑒戒史學之稱,好以史為鑒,而目的則指向現實政治之用。此種思維型態,是貞觀君臣論政論學的主軸。編成於貞觀五年的《羣書治要》,正是此思潮之典型呈現。
  以往學界對《治要》的研究,偏重在輯佚、校勘等文獻學價值的闡發,《治要》流傳中、日之間所涉及的文化交流議題,與《治要》所反映的政治思想等等;本文則試圖從貞觀的重「史」意識切入,指出《治要》的編纂背景、全書宗旨、呈現形式與內在意向,都與此重「史」精神密切相關,為《治要》的解讀提供一種新途徑。
  《治要》是魏徵等大臣為唐太宗所編纂的一部治道精選集,內容為經、史、子六十餘部典籍的節鈔。此書的編成,背後是貞觀重「史」用「史」的思想主流,其「致用」宗旨十分明確,與類書截然不同。就學術傾向來看,期於為治的終極指向,使此書無愧於帝王學的高標;而書中對經史子諸部典籍的節選,又在在顯露出與「史」相仿的特質,印證了貞觀重「史」的思想特色。
  從《治要》史部的刪節去取,得以直接觀察《治要》展現的史學精神。比照典籍原本與《治要》的節鈔內容,編者的取捨過程於焉顯露;而取捨過程必然反映出某種價值觀,對此價值觀加以梳理,正能與貞觀史學的特質相互發明。約而言之,編者所重在於具體切近之人事,且力求有用,故多選錄具代表性的「言」與「事」,而不惜犧牲時間軸線的完整性,對史書體例、體裁等形式常規亦不甚措意;取捨之間所蘊藏的「致用」意向,則在教訓、修身勵德、現實施政、增篤情義等面向盡情彰顯。至於《治要》及貞觀「致用」史學的影響與侷限,本文於結論處亦有論及。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offer an interpretation of Qunshu Zhiyao (羣書治要),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quota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ic part. The chief editor of Qunshu Zhiyao (hereafter Zhiyao) is Wei Zheng 魏徵, the well-known historian and politician highly trusted by Emperor Taizong 唐太宗in Tang Dynasty. As a collection of well-chosen matters about governance, Zhiyao reflects not only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the governing class, but also their conception of history during the period of Zhen Guan. When Emperor Taizong and Wei Zheng discussed about politics, they emphasized on the caus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each dynasty. By doing so, they obtained numerous lessons from history. That was the pragmatism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formed the main ideology in Zhen Guan Period and was what Zhiyao depends on.
My analysis in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hole Zhiyao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historiographic part of the work.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I examin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blossom of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Zhen Guan period. In the second part, I argue that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Zhiyao belongs to the Emperor Learning which was based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In the last part, the historiographic part of Zhiyao will be the main focus. Only from the close reexamination of Zhiyao will we know that the editors transcribed the historical sources mainly from the pragmatic trajectory. That trajec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se four aspects: (1) moral teachings, (2) positive models, (3) practical skills of governance, and (4) justice and mercy perceived in the study of monarch-subject relationship. It is from the study of Zhiyao that we know how those four aspects are especially extracted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are deeply valued by the editors.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序言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貞觀初年史學興起的環境 11
第一節 貞觀君臣的歷史意識 11
第二節 貞觀年間的修史與用史 23
第三章 《治要》之纂集旨歸與學術傾向 37
第一節 現實致用的精神歸趨 37
第二節 以史學為基礎的帝王學 52
第四章 《治要》史部之形式內容 68
第一節 選錄形式 68
一、史書體裁方面 68
二、史書體例方面 74
第二節 選錄意趣 96
一、載有用之言 97
二、載有用之事 109
三、偶然出現的小說意趣 117
四、有別於史實簡述的取捨模式 123
第五章 《治要》史部之致用意向 133
第一節 教訓之用 134
第二節 修身勵德之用 148
第三節 現實施政之用 167
第四節 增篤情義之用 176
第六章 結論——兼論貞觀史學的影響與侷限 194
參考文獻 203
附錄 《羣書治要.晉書》摘引來源探討 207

壹、傳統文獻
秦.呂不韋等原著,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漢.班固,《漢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並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
漢.荀悅,《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5。
漢.陸賈原著,王利器撰,《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漢.劉安等原著,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世界書局,1977。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世界書局,1974。
劉宋.劉義慶原著,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
北齊.顏之推原著,王利器撰,《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
梁.蕭統選編,唐.李善等注,《六臣註文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梁.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姚思廉,《梁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姚思廉,《陳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陳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李百藥,《北齊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周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76。
唐.房玄齡等,《晉書》;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
唐.唐太宗,《帝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唐.虞世南撰,胡洪軍、胡遐輯注,《虞世南詩文集》,杭州市:浙江古籍,2012。
唐.吳兢撰,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唐.劉肅,《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後晉.劉煦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歐陽脩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臺北:榮文出版社,1980。
宋.王溥,《唐會要》,臺北:世界書局,1960。
宋.范祖禹,《唐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0。
清.董誥等編,孫映逵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市:山西教育,2002。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庄市:河北人民,2000。
清.湯球輯,《九家舊晉書輯本》,收於《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第五冊,臺北:鼎文書局,1976。
清.湯球輯,楊朝明校補,《九家舊晉書輯本》,鄭州市:中州古籍社,1991。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吳云、冀宇校注,《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貳、近人論著
一、研究專著
牛致功,《唐代的史學與〈通鑑〉》,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王壽南,《唐代人物與政治》,臺北:文津書局,1999。
呂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杜來梭,《魏徵年譜》,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汪籛,《唐太宗與「貞觀之治」》,北京:求實出版社,1981。
岳純之,《唐代官方史學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徐浩,《廿五史論綱》,上海:世界書局,1947。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陝西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部編,《漢唐文史漫論》,西安市: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
張滌華,《類書流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程千帆,《閒堂文藪》,濟南:齊魯書社,1984。
楊琪,《〈貞觀政要〉治道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1。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1990。
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唐太宗與貞觀之治論集》,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6。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2003。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錢穆,《經學大要》,臺北:蘭臺出版社,2000。
錢鍾書,《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四冊。
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譚獻著,范旭侖整理,《復堂日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嚴紹璗,《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踪紀實:嚴紹璗海外訪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二、期刊與會議論文
日.石濱純太郎〈群書治要史類〉,收錄於《東洋學叢編》第一冊。
余洪波、劉余莉:〈《群書治要》中的觀人之法〉,《領導科學》,2014年06期。
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文獻季刊》,2003年7月第3期。
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文獻季刊》,2003年第3期。
呂效祖,〈《群書治要》及中日文化交流〉,《渭南師專學報》,1998年第6期,頁22-25。
宋維哲,〈《群書治要》引經述略〉,《有鳳初鳴年刊》2期,2006,頁147-160。
周勵,〈千古奇書《群書治要》涅槃重生〉,《西部大開發》,2012年07期。
林溢欣,〈從《群書治要》看唐初《孫子》版本系統——兼論《孫子》流傳、篇目次序等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1年03期。
林溢欣,〈從日本藏卷子本《群書治要》看《三國志》校勘及其版本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3期,2011,頁193-216。
胡曉利,〈試論《群書治要》中官吏清廉的生成機制〉,《吉林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9月第5期。
耿振東,〈淺談《群書治要》、《通典》、《意林》對《管子》的輯錄〉,《湖南學院學報》,2009年03期。
張蓓蓓,〈《金樓子》榷論〉,《何佑森先生紀念論文集》,頁89-120。
張蓓蓓,〈唐修《晉書》論衡〉,《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研究》第四輯,頁323-364。
張蓓蓓,〈略論中古子籍的整理——從嚴可均的工作談起〉,《漢學研究》32卷第1期,頁39-72。
劉余莉、谷文國,〈《群書治要》的得人之道〉,《理論探索》,2014年04期。
劉余莉、谷文國,〈《群書治要》論用人大忌〉,《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03期。
劉余莉、劉紅利,〈《群書治要》論奢靡之害〉,《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4年02期。
劉余莉、劉紅利,〈民貴君輕 富而後教——《群書治要》民本思想研究〉,《中共貴州省委黨校學報》,2013年05期。
劉佩德,〈《群書治要》、《說郛》所收《鬻子》合校〉,《管子學刊》,2014年04期。
劉廣普、康維波,〈《群書治要》中的用人思想初探〉,《山東農業大學學報》,2014年04期。
劉廣普、康維波,〈《群書治要》的治政理念研究〉,《理論觀察》,2014年11期。
劉廣普、康維波,〈《群書治要》的農業思想研究〉,《理論觀察》,2014年12期。
潘銘基,〈「昭德塞違,勸善懲惡」——論《群書治要》所引先秦諸子與治國之道〉,《諸子學刊》,2014年02期。
盧華語,〈論魏徵的史學思想〉,《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04期。
謝保成,〈論魏徵與《隋書》的進步歷史觀〉,《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
鍾焓,〈《黄石公三略》西夏譯本注釋来源初探——以與《群書治要》本注釋的比較為中心〉,《寧夏社會科學》,2007年05期。
韓星,〈《群書治要》的治道思想及其當代意義〉,《觀察與思考》,2014年11期。
韓麗華,〈《群書治要》修身治國、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探析〉,《太原理工大學學報》,2014年04期。
韓麗華,〈聖賢教育拯救危機——《群書治要》的聖賢教育思想與民族復興中國夢〉,《江南大學學報》,2014年04期。
瞿林東,〈魏徵政論的歷史底蘊〉,《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頁85-93。

三、學位論文
王維佳,《〈群書治要〉的回傳與嚴可均的輯佚成就》,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3。
吳剛,《從〈群書治要〉看貞觀君臣的治國理念》,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
沈芸,《古寫本〈群書治要.后漢書〉異文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
辛向勇,《唐人的隋史觀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周少文,《〈羣書治要〉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碩士論文,2007。
金光一,《〈群書治要〉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
孫鑫,《〈隋書〉史論研究》,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
梁瑞,《淺論魏徵的儒學思想及其實踐》,雲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羅彤華,《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臺北:師大史研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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