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

一個國家的間諜案件好發程度與案件多寡，攸關該國國家安全的維繫能力與狀況，會直接影響到其他國家對於該國的安全觀感與印象。本文聚焦於亞太地區同樣受到中共間諜威脅的臺灣、日本與澳洲，以犯罪嚇阻理論作為基礎，探討究竟是法制的規範層面（擴增規範內容），還是強度層面（提高刑責）對於嚇阻共諜活動的成效較為卓著？首先蒐集2000∼2019年臺灣、日本與澳洲的共諜案例並建立資料庫，再者透過「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nal Logit）檢驗本文三個假設：第一，反情報法制「規範內容」越詳細，越有助於嚇阻共諜；第二，反情報法制「刑度上限」越高，越有助於嚇阻共諜；第三，反情報法制「刑度下限」越高，越有助於嚇阻共諜。
統計結果顯示，修訂反情報法制的「刑度」相較於「規範內容」，反而更能發揮降減共諜案件數目的效果；另若提高反情報法制的「刑期下限」，相較於提高「刑期上限」更能達到降減共諜案件數目，並影響共諜的侵入方式。本文建議未來抵禦間諜的修訂方向應關注於「至少加諸間諜多久的刑期處罰」，方具實質效益，若僅增修規範內容卻無提高裁處刑度，恐仍無法有效嚇阻共諜，淪為疊床架屋，呼應與印證嚇阻理論強調刑罰「嚴厲性」（Seriousness）在抑制犯罪衝動的重要性。

The frequency and amount of espionage cases in a country reflect its capability to maintain national security, its image of how the other counties recognize, and its status in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question as below: based on the deterrence theory in criminology, is the level of the normative (amplified normative content) or the strength of regulations (increased criminal liability) more effective in deterring China’s espionage activities? This thesis devotes itself to three Asia-Pacific countries, Taiwan, Japan, and Australia, which are directly and seriously threatened by China’s espionage activities. We collect China’s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those three countries and create a new dataset, involved111 cases between 2000 and 2019. Furtherly we provide three hypotheses and test them by the Multinominal Logit Model (Multinominal Logit).
We argue that while the related laws or regulations are more specific in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affairs, it is getting effective to deter China’s espionage activities and that while the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r the min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or both of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term in the related laws or regulations are increased, its deterrence effect will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rm of imprisonment of the related laws is far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effect of the normative content. Additionally, if the country would aggravate the penalty of the minimum term of imprisonment, its effect of deterrence will be more obvious and significant than the aggravation of the maximum term of imprisoning in reducing China’s espionage activities and in changing China’s espionage behavior. All in all,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we have to take the aggravation of the penalty of imprisonment, at least in the minimum term, for the sake of reducing China’s espionage activities, and this finding also echos the seriousness in the deterrence theory in criminology.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文獻回顧 7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27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36
第五節 章節綱要 37
第二章 反情報機關與法規比較 41
第一節 臺灣反情報機關與法規 41
第二節 日本反情報機關與法規 53
第三節 澳洲反情報機關與法規 70
第四節 小結 81
第三章 實證結果 83
第一節 三國反情報機關與法規的強度 83
第二節 共諜案例的全貌 116
第三節 模型內容與摘要 120
第四節 小結 132
第四章 案例比較 135
第一節 臺灣共諜案例 137
第二節 日本共諜案例 144
第三節 澳洲共諜案例 150
第四節 小結：共通性與差異性 156
第五章 結論 159
第一節 反情報法規強度對共諜的嚇阻能力 159
第二節 反情報機關強度對共諜的嚇阻能力 161
第三節 研究建議 162
參考文獻 165
附錄 2000-2019年臺日澳共諜案例總表 183

一、中文部分
（一）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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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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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書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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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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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中勇，2000。〈國家安全情報組織的發展與現況〉，林茂雄、林燦璋編，《警察百科全書（七）刑事警察》。臺北：正中書局。頁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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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豪，2010。《我國反情報工作實施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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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珮婷，2012。《我國反情報工作初探》。桃園：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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