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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從高祖立國之後，為因應現有職官的不足或不便，即開始派遣使職來補強，如武德初年，派遣使者至各地招撫、慰問，以安撫民心、穩定時局；或於發生水災、旱災之時，遣使賑給宣慰。從太宗即位以後，基本上也是採用此種模式，以正規職官負責執行一般政務，若遇突發狀況，則派遣各種使職負責處理，如宣慰、賑給，甚至是與外族征戰，亦是派遣討擊使等負責征伐，事解輒罷。幾乎到了無事不設使的地步。
　　然玄宗開元以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開元、天寶以後，始有坐而為使，其後名號益廣。開始出現為使則重，為官則輕的局面。中唐以後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以「使職」為中心而展開的。如杜佑即在《通典‧職官志》中，明白指出唐代，「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將「使職」放在重要的地位。
　　所謂「使職」，指的是代表中央朝廷，銜命出使四方的專門官員。「使職」主要任務可以區分為：軍事、財政、招安、禮制、外交、雜事等數種。上從以他官行宰相職的參知政事、參豫機務、同平章事，下到集賢院、史館諸職；或從文人擔任的翰林學士，到宦官充任的內使、樞密使、中尉；或從中央財政方面的度支、戶部、鹽鐵轉運等使，到地方、軍事方面的觀察使、節度使等，皆差遣無品秩，都是「使職」。
　　「使職」多因事而置，事已則罷，屬臨時差遣的性質，所以它不必經過繁複的選拔、任用、考課程序，只需從職官中選出能人或近臣、親信充任某一事務的專門官員即可，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此外，做為差遣的「使職」，儘管有時事情重大，卻不一定非得強求軍國重臣為之，官卑品低者亦可充任，反而出現位卑權重、以小制大的作用。正因任用上的靈活性，「使職」深受到君主的青睞。
　　除了任用的靈活性之外，「使職」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統治形勢的變化而導致新事務的出現。由於制度上原有的官僚體系是有固定執掌與固定機構的，但國家事務卻是不斷變化的，為了因應時勢變化，臨時性的「使職」差遣便應運而生。日後即由臨時性的差遣，逐漸演化成固定的職務，衍生出一套新的行政體制，甚至發展出「為使則重，為官則輕」之勢。
　　總之，「使職」聯繫著中央與地方，除了對地方行政機構帶來變化，也對中央部司寺監有一定的衝擊。尤其是「使職」在由非常設官轉變成常設官，有固定執掌之後，臨時之舉成為久置不廢的定制，加入國家行政體制的運作，但又無法完全取代原有機構，遂使原有行政體制機構的職權範圍縮小、功能萎縮，造成職官體制出現「疊床架屋」的情形，甚者被解讀皇帝為私利而「因人任免」。不管是「疊床架屋」或「因人任免」，便常被學者「放大」認為是唐代中後期政治混亂之因，因「職官」與「使職」此兩種行政體制重複而又無法達成協調，相互扞挌之下，最後只會造成政治制度上的紊亂，行政效率更不如前，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將使問題益發嚴重。但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所謂「疊床架屋」、「因人任免」的現象，乃是「使職」設置與執行「使職」的結果，並非唐代「使職」產生的初衷，因「因事設置」才是「使職」應運而生的原因。也就是說唐代「使職」的出現，為的是解決當下之問題，並非製造日後之麻煩。
　　由於以往關於唐代使職的研究，多著重在單一類型的使職研究或單一時期使職的設置情形等方面，針對使職的長期發展及其與政局之間的關係，以及使職對原有行政體系的影響等方面著墨較少，故本文著眼於此，希望能藉由對唐代安史亂前的使職作類型化研究，以釐清唐代使職產生的背景；並分析此時使職產生的時代特色與意義，及其對安史亂後，甚至是五代、宋代的影響，對於補強唐代政治制度研究有其必要性。

第壹章　前言　　　……………………………………………………　　　1
　　第一節　唐代「使職」釋義　　　………………………………　　　1
　　第二節　「使職」研究綜述　　　………………………………　　　5
　　第三節　研究「使職」旨趣　　　………………………………　　　25


第貳章　中樞政務類型使職　　　……………………………………　　　27
　　第一節　高宗朝以前「加銜宰相」的任用　　　………………　　　28　　　
　　第二節　武后朝「加銜宰相」的任用　　　……………………　　　41
　　第三節　中宗至玄宗朝「加銜宰相」的任用　　………………　　　54
　　第四節　以他官兼知制誥　　　…………………………………　　　71
　　第五節　以學士之職掌制誥　　　………………………………　　　76

第參章　招撫、賑恤、監察類型使職　　　…………………………　　　83
　　第一節　招撫類型使職　　　……………………………………　　　83
　　第二節　賑恤類型使職　　　……………………………………　　　89
　　第三節　監察類型使職　　　……………………………………　　　101

第肆章　考選、司法、財政類型使職　　　…………………………　　　129
　　第一節　考選類型使職　　　……………………………………　　　129
　　第二節　司法類型使職　　　……………………………………　　　137
　　第三節　財政類型使職　　　……………………………………　　　146

第伍章　軍事、外交、祭祀、其他類型使職　　　…………………　　　167
　　第一節　軍事類型使職　　　……………………………………　　　167
　　第二節　外交類型使職　　　……………………………………　　　197
　　第三節　祭祀類型使職　　　……………………………………　　　201
　　第四節　其他類型使職　　　……………………………………　　　208

第陸章　結論　　　……………………………………………………　　　217

參考書目　　　…………………………………………………………　　　221

壹、史料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3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唐•杜　佑撰，《通典》，20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8月第1版北京第3次印刷。
　　唐•元　稹撰，冀　勤點校，《元稹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第2版北京第2次印刷。
　　唐•李　肇撰，《唐國史補》，3卷，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6月四版。
　　唐•劉　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13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第1版湖北第2次印刷。
　　唐•高彥休撰，《唐闕史》，收于《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版。
　　後晉•劉　昫等撰，《舊唐書》，20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3月第1版北京第6次印刷。
　　宋•王　溥撰，《唐會要》，10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第1版北京第4刷。
　　宋•王欽若等奉敕編，《冊府元龜》，1000卷，臺北：大化出版社，1984年10月初版。
　　宋•錢　易撰，黃壽成點校，《南部新書》，10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294卷，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9月初版11刷。
　　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225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3月北京第1版第6次印刷。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130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宋•宋敏求撰，誠　剛點校，《春明退朝錄》，3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第1版湖北第2次印刷。
　　宋•王　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八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第1版湖北第2次印刷。
　　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10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第1版湖北第2次印刷。
　　宋•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15卷，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5月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
　　宋•孫逢吉撰，《職官分紀》，5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宋•洪　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16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1月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
　　宋•王應麟撰，《玉海》，204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3月第2版。
　　宋•高　承撰，明•李　果校訂，金圓、許沛藻點校，《事物紀原》，1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元•馬端臨編撰，《文獻通考》，384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12月臺一版。
　　清•董　誥等奉敕編，《全唐文》，1000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清•趙　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36卷，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
　　清•趙　翼撰，曹光甫校點，《陔餘叢考》，4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清•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100卷，收于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吳廷燮撰，《唐方鎮年表》，8卷，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12月第1版北京第2次印刷。
　　李希泌主編，《唐大詔令集補編》，3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160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貳、專書
（一）中文部分
　　毛　蕾，《唐代翰林學士》，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吉林，《唐代宰相與政治》，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1刷。
　　王守棟，《唐代宦官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壽南，《唐代的宦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9月初版。
　　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年12月初版。
　　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臺北：大化書局，1978年9月初版。
　　王穎樓，《隋唐官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石雲濤，《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任士英，《唐代玄宗肅宗之際的中樞政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池田溫著，孫曉林等譯，《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何永成，《唐代神策軍研究──兼論神策軍與中晚唐政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3月初版。
　　何汝泉，《唐財政三司使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吳宗國主編，《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吳麗娛，《唐禮遮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岑仲勉，《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岑仲勉，《金石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新1版第1次印刷。
　　李　俊，《中國宰相制度》，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9月重排一版。
　　李治安主編，《唐宋元明清中央與地方關係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
　　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李德輝，《唐代文館制度及其與政治和文學之關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李錦綉，《唐代制度史略論稿》，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李錦綉，《唐代財政史稿（上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次印刷。
　　李錦綉，《唐代財政史稿（下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卓遵宏，《唐代進士與政治》，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3月初版。
　　周道濟，《漢唐宰相制度》，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4年12月初版。
　　邱添生，《唐宋變革期的政經與社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
　　胡如雷，《隋唐五代經濟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胡滄澤，《唐代御史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5月初版。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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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3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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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9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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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94年8月再版。
　　傅璇琮，《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傅璇琮，《唐翰林學士傳論》，瀋陽：遼海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黃永年，《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
　　楊　果，《中國翰林制度研究》，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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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2月初版。
　　寧　欣，《唐代選官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9月初版。
　　寧志新，《隋唐使職制度研究（農牧工商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廖伯源，《使者與官制演變——秦漢皇帝使者考論》，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8月初版。
　　齊　濤、馬　新，《劉晏楊炎評傳》，收于匡亞明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形態、政務運行與制度變遷》，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劉琴麗，《唐代武官選任制度初探》，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賴瑞和，《唐代中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12月初版。
　　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11月初版。
　　閻克步，《品位與職官──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戴偉華，《唐方鎮文職僚佐考（修訂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戴顯群，《唐五代政治中樞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3月初版。
　　韓國磐著，《隋唐五代史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羅永生，《三省制新探──以隋和唐前期門下省職掌與地位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羅永生，《隋唐政權與政制史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初版。
　　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年10月初版。
　　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年6月景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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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文部分
　　礪波護，《唐宋の變革と官僚制》，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2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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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期刊論文
（一）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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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文固，〈僧統罷廢，僧錄命職——發展變化的唐宋僧官制度〉，《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2期，1989年5月，頁31-39。
　　朱德軍，〈唐代中後期「地方獨立化」問題初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2期，2009年3月，頁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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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田溫，〈採訪使考〉，收于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唐代研究學者聯誼會，1989年初版），頁87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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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敦鏵，〈略論中唐前期宦官擅政及其禍害〉，《學術月刊》，1981年第3期，頁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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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　楓、關大虹，〈略論晚唐時期三省職權的轉移及原因〉，《吉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2期，頁36-38。
　　吳麗娛，〈論唐代財政三司的形成及其與中央集權制的關係〉，《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1輯，頁169-204。
　　吳麗娛，〈中唐後財政官制變革芻議〉，《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4期，1989年11月，頁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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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麗娛，〈唐代的皇帝喪葬與山陵使〉，《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2008年，頁11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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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湜，〈唐代學士官制考略〉，《許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頁25-30。
　　李　湜，〈盛唐時期的集賢學士〉，《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1995年8月，頁31-34。
　　李向群，〈論中晚唐宦官官制與宦官內爭〉，《歷史教學》，1988年第3期，頁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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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厚培，〈此學士非彼學士——從唐代翰林院的設置說李白的翰林使職〉，《人文雜誌》，2003年第1期，頁92-96。
　　李建華，〈唐代秘書論略〉，《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0卷第1期，2007年2月，頁4-5。
　　李雪華，〈唐代翰林學士考述〉，《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頁79-84。
　　李慶新，〈唐代市舶使若干問題的再思考〉，收于韓金科編，《’98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刷），頁58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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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文玉，〈關於唐內諸司使與威遠軍使研究的幾個問題〉，《河北學刊》，2011年第3期，頁44-48。
　　杜文玉、王鳳翔，〈唐宋時期牢城使考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2期，2006年3月，頁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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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瑞和，〈為何唐代使職皆無官品——論唐代使職和職事官的差別〉，收于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14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32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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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瑞和，〈唐後期三大類詞臣的升遷與地位——以白居易、元稹、權德輿、李德裕為例〉，《學術月刊》，第46卷第9期，2014年9月，頁137-145。
　　賴瑞和，〈唐代三大類知制誥的特徵與區別〉，《文史》，2014年第4輯，頁185-212。
　　賴瑞和，〈唐代知制誥的使職特徵〉，《史林》，2014年第6期，頁34-39。
　　賴瑞和，〈從史職角度論唐代宰相的權力與下場〉，收于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20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2月），頁84-102。
　　賴瑞和，〈唐代史館史官的使職官名〉，《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1期，2015年3月，頁12-19。
　　賴瑞和，〈論唐代中書舍人的使職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頁68-77。
　　閻守誠、李軍，〈唐代的因災慮囚〉，《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04年1月，頁103-107。
　　霍小敏，〈試論唐五代租庸使〉，《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07年4月，頁104-108。
　　戴顯群，〈唐後期政治中樞的演變與唐王朝的滅亡〉，《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3期，頁117-123。
　　薛明揚，〈論唐代使職的功能與作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1期，1990年1月，頁27-32轉39。
　　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的決策機構與活動〉，《文獻》，1988年第4期，頁3-18。
　　謝元魯，〈唐代出使監察制度與中央決策的關係初探〉，《社會科學家》，1988年第3期，頁44-49轉43。
　　魏　麗，〈略論唐代使職差遣制的特點及影響〉，《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2期，頁154-155。
　　魏向東，〈試論唐代政事堂宰相集議制度〉，《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3期合刊，頁165-168轉211。
　　魏向東，〈論中晚唐宰相制度〉，《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頁107-112。
（二）譯文部分
　　加藤繁，吳傑譯，〈內莊宅使考〉，收于氏著，《中國經濟史考證》（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年2月初版），頁228-247。
　　高橋繼男，張韶岩、馬　雷譯，〈唐代後半期的巡院地方行政監察事物〉，收于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276-295。
（三）日文部分
　　山本隆義，〈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翰林學士について〉，《東方學》，第4輯，1952年6月，頁28-38。
　　六花謙哉，〈唐代に於ける內使、中使その他〉，《東洋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41年4月，頁81-82。
　　日野開三郎，〈唐河陽三城鎮遏使考〉，《青丘學叢》，第26號，1936年11月，頁36-92。
　　日野開三郎，〈唐河陽三城節度使考〉，《史淵》，第14輯，1936年11月，頁9-38。
　　日野開三郎，〈唐河陽三城節度使考（二）〉，《史淵》，第17輯，1937年12月，頁1-24。
　　矢野主稅，〈「使」制度の發生について〉，《史學研究》，第12卷第2號，1940年10月，頁32-48。
　　矢野主稅，〈唐代に於ける翰林學士院について〉，《史學研究》，第50號，1953年4月，頁63-70。
　　矢野主稅，〈唐代監軍使制の確立について〉，《西日本史學》，第14號，1953年6月，頁16-32。
　　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9卷第2期，1971年2月，頁45-98。
　　岩佐精一郎，〈河西節度使の起原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23卷第2號，1936年2月，頁107-119。
　　松島才次郎，〈唐代に於ける「使」の頻用について〉，《信州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18期，1967年10月，頁37-44。
　　松島才次郎，〈唐代に於ける「使」の本官について〉，《信州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19期，1968年9月，頁53-64。
　　青山定雄，〈唐代の驛と郵及び進奏院〉，收于氏著，《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8月再版），頁51-126。
　　青山定雄，〈唐代時代の轉運使及び發運使〉，收于氏著，《唐宋時代の交通と地誌地圖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8月再版），頁295-326。
　　室永芳三，〈唐代における詔獄の存在樣態（上）〉，《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26號，1977年3月，頁1-16。
　　室永芳三，〈唐代における詔獄の存在樣態（下）〉，《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27號，1978年3月，頁1-12。
　　室永芳三，〈唐末內侍省における鞠獄の性格と機能について〉，《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28號，1979年3月，頁1-7。
　　室永芳三，〈唐長安の左右街功德使と左右街功德巡院〉，《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30號，1981年3月，頁1-9。
　　室永芳三，〈唐內侍省知內侍省事（上）〉，《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38號，1988年3月，頁1-10。
　　室永芳三，〈唐內侍省知內侍省事（中）〉，《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39號，1989年6月，頁1-10。
　　室永芳三，〈唐內侍省知內侍省事（下）〉，《長崎大學教育學部社會科學論叢》，第40號，1990年3月，頁1-7。
　　高橋繼男，〈唐後半期に於ける度支使、鹽鐵轉運使系巡院の設置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第30期，1973年12月，頁23-41。
　　高橋繼男，〈唐後半期における巡院と漕運〉，《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第36集，史學科篇，第8號，1982年12月，頁53-72。
　　高橋繼男，〈唐後期の〈韋應墓誌〉——鹽鐵轉運江淮留後に關連して〉，《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第66集，史學科篇，第38號，2012年3月，頁155-176。
　　礪波護，〈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變革と使職〉，《史林》，第44卷第4期，1961年7月，頁125-149。
　　礪波護，〈唐代の制誥〉，《東洋史研究》，第34卷第3期，1975年12月，頁40-61。

肆、學位論文
　　王士豪，〈唐代「翰林學士」與相權——從不定制到使職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
　　王治平，〈唐代北司四貴研究——以樞密使、神策中尉為核心之權力關係探討〉，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仲亞東，〈唐代宦官諸使研究〉，福州：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3年6月。
　　林偉洲，〈晚唐財稅與政局演變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
　　林偉洲，〈安史之亂與肅代二朝新政權結構的開展〉，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6月。
　　唐　飛，〈唐代中使研究〉，揚州：揚州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0年6月。
　　陳素月，〈唐代監軍制度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6月。
　　湯雅蜜，〈唐代和糴問題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楊淑洪，〈唐代前後期財政權責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6月。
　　趙建建，〈唐五代使相的權力流變〉，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7年5月。
　　劉　娟，〈唐代地方監察使的產生及流變研究〉，天津：天津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6年5月。
　　劉曉艷，〈從唐中後期使相的變遷看唐末地方獨立化的進程〉，天津：天津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