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在了解中國於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一年間當時熱心救國的知識份子
，尤其是陳獨秀、李大釗兩人，從中國典型的知識分子轉變為共產主義信徒的因素和
過程。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為主，並以歷史文化研究方法、內容
分析及歸納的方法為輔。
一九二０年前後，陳獨秀、李大釗於是針對二個主要敵人展開攻擊：國外的帝國主義
與保守的軍閥主義。在這個情勢下，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對打擊這兩個對象提供了
解決的方向及有力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陳獨秀原先堅持中國必須建立在西方的進
步思想上，然而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與唯物主義的「科學」之結合在中國行不通
。實行杜威的改革案又必須要較長的時間和高度的自我犧牲。這些方案顯然都無法全
盤性地挽救中國。反而列寧的組織行動與馬克思的能動理論契合陳獨秀的救國的理想
。李大釗的樂觀主義和形而上學之趨向是接受布爾什維克革命世界觀的基礎，尤其是
他對歷史本身所呈現的力量之偏好有助於他對馬克思歷史哲學的響往。
早期亞洲共產主義運動而言：第一，參輿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知識份子都曾是理想主
義者。第二，多數共產主義領導人物都曾參與自由主義運動。我們從陳、李兩人的政
治思想的轉變來看，可以肯定說「環境的影響和個人思想的素質」在政治文化中是兩
個互動的、辨證的因素，我們可以說是他們在某一程度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滿
懷救國救民的熱忱，但是他們對西方學說、主義的了解不夠，於是在幾經挫折之後，
同樣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為他們理想，企圖以此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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