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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分五章.除序論外,第二章陳述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台灣衛生機關之情形,再記錄霍亂鼠疫天花在台復起流行情形,並探究其影響,此為二二八之前,社會文化衝突之一具體表現.另外,對日本殖民對台灣戰後公共衛生正負面影響作評析.第三章,主要觀察政府因應措失,並比較一九四五年前後台灣檢疫情形,解析人為疏失是導致疫病入侵的主因.但之後的各項建制已能有效發揮防疫功能,公共衛生問題轉型.第四章,以台北市作為轉型期的代表個案.最後結論則指出本文的研究成果與發現.本主要以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互動,以及兩岸局勢之變動此兩大主軸加以觀察.藉此筆者發現:第一方面,在國家與人民的互動上:日本殖民政府強制性地推動台灣公共衛生工作,雖達立竿見影的成效,但民眾自發性的衛生觀念並未受到啟發.另外,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在國民政府未能顧及台灣的特殊性,以及台灣人民未受自主性公共衛生觀念教育的情況下,是問題最為嚴重的時期.而一九四八至一九五四年間,因先前戰後之疫的影響,國家與人民已有較密切配合.因此一九四八年之後,大規模政治移民,雖引發台灣內部環境衛生問題,但防疫體系已能有效因應.第二方面,台灣公共衛生與兩岸局勢變動實具有密切關係.首先,接收時,台灣與中國,在近代化的歷程上,明顯分屬不同階段.外省居民面臨台灣傳染病復起流行時,視為平常,然而對台民而言,卻直接促使其重新思考陸台關係,民怨迅速累積,布袋事件,新營事件爆發.而且當時防疫工作已佔警力十分之八,卻仍面臨執行不力的困難與指責,更可證明傳染病之復起流行,是二二八事件之前社會不安的肇因之一.再者,國府遷台,公共衛生問題轉型為因遽增移民人口而爆發的內部環境衛生問題,尤以台北市最為強烈.此中更涉及新舊移民衛生習慣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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