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臺灣在1949年4月6日所發生的學運事件，後人稱為「四六事件」，此事件過後臺灣進入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時期，也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時代，從此「四六事件」進入長久的銷聲匿跡時期，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轉變歷程讓「四六事件」又再度被社會大眾所重視、被媒體所報導、學者專家如何開始進行研究。
「四六事件」的重啟調查對於一向被視為保守傳統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風，在當時時代變化快速的校園裡，又是扮演什麼樣的關鍵角色呢？
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出：
一、 在臺灣整個接近解嚴的時序當中，社會上、校園中其實都陸續發生了一些與獨裁專制政權衝撞對抗的事件，這些事件的背後因素也是臺灣社會在經過了長久的自我壓抑之後，所逐漸形成的一個時代氛圍，當然這跟臺灣當時所處的國際情勢、民眾受教育普及化，中產階級逐漸形成之後。除了在經濟上的富足之外，漸漸意識到在思想、教育、民主、自由、人權等面向也需要有所改變，慢慢形成了一整個世代希望進步改革的氛圍，對於臺灣過去的不公不義之事也認為需要再進一步的檢視與調查，尤其是在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團體當中這樣的走向已經成為主要的訴求重點。
二、 經由收集關鍵人物的訪談內容，可以看到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校園中，該校的「人文學社」社員對於「四六事件」的關心與鍥而不捨的追查是促成「四六事件」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園中被看見的一個關鍵性的社團。尤其又結合了校園中對於民主、自由、人權一向關心的幾位教授一起對於「四六事件」在校務會議當中能夠提案討論並且組成七人調查小組，給了很大的影響力。
三、 本研究也經由與調查小組成員訪談發現當時的校長呂溪木對於「四六事件」的再調查是支持的，也因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行政部門因為校長支持的緣故可以說是很配合地進行資料借閱、人力支援的工作，所以雖然調查時間只有短短一年，但是卻在該次的調查之中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溫振華教授找到了當時關於「四六事件」發生後學校端處理事件時的第一手史料，對於後來幾次又進行調查的其他研究計畫與研究者可以說是有承先啟後的關聯性。由該次的調查經驗可以看出對於「四六事件」再調查的助力，就是有相當支持的行政高層給予很大的方便，才能夠讓調查順利進行，進而找到珍貴史料。所以官僚體系的掌權者對於調查研究的助力，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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